這是一部有點奇怪的電影，很多人認為它工整地敘述了一部西方視角的反社反共求自由的坎坷歷程，一如多少年來那樣在傳統電影語境中將西方視為徹徹底底希望的化身而把紅色陣營的此時此刻比作當下煉獄，但同時奇怪的是，我們也不乏能從電影中多個主要人物口中聽到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堅定和信賴，即使被出賣，被告知父輩的真相以至人生崩潰，被專權欺凌護佑不了自己的學生，這份信賴單薄到身處極端情境猶似自保的借口，卻在整個電影的氛圍里，與主題似乎略微相悖的觀點最終都并沒有給予相應傳統上的諷刺效果，而在它與傳統無異的結局里，導演把自己的小心思插在了斡旋之地——他確實對那個時代那些制度中一部份被忽略的美麗心存懷念。有很多人說這電影立場完全偏西方，這是不公的。從電臺對足球隊長的詐死煽動到庫爾特的主席老爸一句一句詳解匈牙利事變中其他殘酷細節可知，主創方并沒有按照經驗——理論的完全偏袒。而事實上西德或西方形象的存在，只是作為一個代替表現希望的象征符號。本片真正臨摹的恐怖，不是一種意識形態間的對立，而是一種全景式的權力控制技術，一種遞進威脅的專政之能。法西斯這種類反派，一直長存在那個世代東西德乃至東西方對官方之敵的宣傳里，所以以至于本片在不那么嚴苛的生活環境中無意渲染兩大主義的優劣與否，而以東德為例點出了專制之惡。 是專制而不是主義。 感同身受的異國觀眾如我們，盡可以在相似的官方話語，雷同的境外反動分子外號，熟悉的調查分化手段，鋼鐵般的女探員和她私下的卑鄙上找到歷史的影子，瑞澤爾說過，當年如果馬克思有余力能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官僚體系做一設想和研究，他可能更青睞資本主義，畢竟社會科學的發展早已經證明，政治思想和制度的變遷與官僚體系或者說治理組織的合理化是完全兩個方面，窮極社資兩姓百年間各類極權政府，由一兩處卡里斯馬統治上升到一整個科層結構的專政化，系統在自我演變，陣營和利弊權衡的價值體系也漸趨分崩離析。 能來這個頁面的豆友，基本上也經歷過去年輾轉多次的的士司機之旅，在四五個打車頁面尋覓光州之魂，大概率也看過1987，之后也可能會去維基南韓那份歷史。 陣營與敵意的幻變是如此戲謔，從迅雷D盤俯瞰而下，光影明滅間歷史經驗用最戲劇化的橋段打磨著似有似無的自由基石，荒謬共著深謀，殘忍拌著無畏 過去在東歐，資本主義是反動分子。在韓國臺灣，在冷戰時期的美國歐聯，赤色分子是永久的夢魘。而學運，則從五四到法國五月風暴，到布拉格之春，本片的布達佩斯，歷歷長存，同志亦凡人問為什么同一種制度會在不同國家引起人性之惡（該條短評已被和諧），也就是問到底是制度引起的獨裁還是其他原因導致的專政，其實關于這一點，看電影是沒法厘清的，不那么艱澀地從學理上了解，大家可以去看托克維爾的那本書《美國的民主》，尤其下卷，那是你將會在未來每個夜晚都可能無法入眠的文字。他談到過度平等引起的無可逃避的專制傾向使人深思。 讓我真正感慨想到的是，導演在淡化意識形態之爭的時候，既沒有片面歌頌西方電臺的客觀真實，又沒有一昧從各個方面全景展現東德的窒息環境，在壓迫的間隙下，東德的大眾堅持著自我關懷，仍有許多不斷產生的新美好和堅守的舊人。 本片核心情節，則采選的是由一場似乎無關大礙的默哀而層層遞進牽動的政治恐怖，自老師到校長，督導到教育部科員，最后到部長。看客們似乎覺得太過小題大做，可深知學生背景們的官員卻依舊要錙銖必較，窮兇極惡地在找到責任人的同時還要瓦解學生彼此間的團結，因為他們知道一個人的思想叛國并不要緊，要緊的是基于一人的傳染而團結更多人的威脅，一個精通權力技術的官僚系統，自然明白只有另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系統才能有對抗的資格，而消解這個資格的必要，不是基于所謂人性之惡，而是一個組織，一個以統治為目標的團體對維存自我的應當之舉，這是沒有意識形態區分的普遍現象，以電影的手法可以填上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大家因而可以感受到相似的驚悚。19世紀以來工業化迅速發展帶來的越發精妙的權力技術手段在不斷深入到日常治理的同時也深入到了獨裁的智慧里，這點大家可以看福柯的《規訓與懲罰》，科層制的演變可移步韋伯的支配社會學，來略作深入一點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