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 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里，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里，那就是記號了。” 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贊美神說：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加福音 2:1》1918年圣誕前夕，歐戰行將終結，巴黎郊外一所天主教堂里，這個初來乍到的美國男孩與許多當地的同齡人一起穿著簡陋的戲服，排演著一出關于耶穌降生的小場景劇。小男孩扮演的是向牧羊人昭告救世主降生的那位天使，他用生澀的法語努力念出臺詞，他清癯的面容與雜亂的金色長發讓他在一群鄉下孩子當中顯得格格不入，更匪夷所思的是，這個小孩在排練結束之后，竟躲在暗處朝大人們投擲石子，在被發現之后，他頭也不回地跑進被黑暗籠罩的森林，摔得頭破血流。過了一會，他那虔誠、瘦弱、嚴肅的天主教徒母親一臉失措地從追趕來的大人手中接過兒子的軀體，輕聲安慰早已失去意識的男孩。與此同時，男孩的父親——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幕僚——與朋友待在一所幾近荒廢的大宅里，就著威士忌討論混亂的時局、戰爭與人性。這個充滿威嚴與睿智的男人看上去有些苦悶，他的使命召喚他跟隨總統來到了法國，而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不得不在這個破落陰森的地方待上好幾個月。當他的妻子帶著不省人事的男孩回到家，并且提起孩子的怪異舉動時，他說：“我明天會和他談談”，然而，明眼人都能發現父親話語中的困惑與漠然。在洗凈孩子身上的血污之后，母親準備安撫孩子入睡。此時，夜已經很深了。這是電影《戰前童年》的第一幕，接下來，這位降臨伯利恒的天使即將遭受可怖的壓迫與折磨，從這座黑暗的子宮當中以惡魔的姿態重生。這部電影是一次對極權領袖的心理側寫，描述了家庭強權和社會強權是如何在本性之惡的地基上一步步塑造出扭曲的極權人格，它同時亦是一則影射一戰后成為孕育法西斯主義溫床的歐陸的社會寓言，片中的男孩指代的是極權政體本身，而使得男孩的人格逐漸陷入黑暗的諸般品行，其實也就是代表著廣義上滋生極權的土壤。它的立意頗為宏偉，但依然能夠扎實細致地從格局較小的兒童視角進行敘述，使男孩的蛻變和極權者品性的成形顯得合情合理，同時又不丟掉其特有的象征意味。兩股意涵相互交織，互為表里，這固然是來自薩特原著中已有的設置，而作為一部改編作品，導演對于壓抑、陰暗、暴戾氛圍的營造和人物心理活動細節的展現都是一流的。陰冷蒼白的畫面色調，生硬瘋癲的運鏡和剪輯、規整但缺乏生氣的構圖以及時而轟鳴時而嘶叫的詭異配樂無一不帶來一種沉重、焦灼、令人不寒而栗的觀感。這些元素貫穿了片中劃分的三個章節，在這個層層遞進的過程當中，令一個男孩變成獨裁者的那些契機被一一披露，而在由男孩父親引領的另一條線索上，戰勝國對戰敗國命運的裁決也在一片貪婪的混亂當中逐漸塵埃落定，正如彼時長發披肩的男孩沒法預見自己最終會變成一個可怖的光頭的極權領袖，彼時在地圖上決定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的官僚們也無法知曉自己所代表的舊帝國主義將會蒙塵和遭到遺棄，被更純粹且邪惡的極權主義所取代。于是，在因果律的作用機制下，那些施加在男孩身上的負擔和折磨即將與他體內蘊藏的邪惡一同發酵，而他日后會施加在他的人民身上的種種行徑此時也初現端倪。男孩出生在一個典型的精英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政府高官，母親則是知識分子。在世界業已連成整體的時代，他們站在主導者與壓迫者的立場上稱自己為世界公民，以彰顯一種片面的責任感，但這個家庭無疑也是刻板保守、缺乏家庭應有的溫情的，男孩的情感全然沒有表達的渠道。公務繁忙的父親性格憤世嫉俗，對家庭事務顯得反應遲鈍且不負責任；母親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辦事循規蹈矩、不容置疑，喜歡以教條和訓誡而不是情感來教育兒子，使得自己的行為正當化，她對兒子逐漸浮現的古怪行為既擔心憂慮，卻又完全無法理解，只能通過各種強制手段嚴加管教：辭退關心男孩的老女傭；為了逼他離開房間而不提供食物；強迫他向神父道歉，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對男孩內心邪惡的縱容，令他作出更為激烈的反彈最終完全脫離了母親這種機械式的拘束與控制。另一方面，男孩的父親施加給孩子的則是冰冷的漠視乃至嫌惡，他從根本上放棄理解自己的兒子，卻又要求他承認自己的絕對權威，無條件給予自己尊重，用類似列強對付戰敗國的態度與手段，蠻橫地批評責罵甚至拳腳相向。不難看出，男孩父母的行為恰恰為他提供了施行極權統治的樣板，在被家庭的強權磨礪得冷酷無情，學會封鎖自己所有的情感之余，聰敏的他也有樣學樣，開始對人頤氣指使，對違背自己意愿的事加以猛烈的抵抗和決絕的報復，甚至因為不想同母親出門而自顧自“命令”道：“這周每一天都會下雨”，完全是一名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法西斯主義者應有的姿態，而父母一方在見識到兒子的改變之后做出的反應——徒勞反擊、無奈投降或全然無視，或許正是綏靖政策的體現。來自外界的種種暴行是極權的催化劑，而在轉變為獨裁者的過程中，男孩的內心也在不斷地經歷轉變。首當其沖的便是性的覺醒，面對和藹慈祥的老女傭和美貌溫柔的家庭教師Ada，男孩開始試圖理解那種難以抗拒的欲望，然而在這么一個壓抑的環境當中，它卻被無情地阻攔乃至粉碎，這種欲望和情感上的缺失讓他變得更加冷酷；其次便是他對自我認知和自我定位的錯亂模糊，執意留起長發的他反復被認錯性別，袒露身體的他遭到父親無情的追打，這種錯位令他困惑和憤怒，從而不得不向極權主義尋求解決之道，因為極權語境下的一切都維持著絕對的秩序；再者則是信仰的崩塌，慈眉目善的神父強迫他在每個離開教堂的人面前唯唯諾諾地低頭認錯，而絕大部分的過客對這個站在神父旁邊瘦削可憐的身影作出的聲明不以為意，這種對自尊的殘酷打擊使得男孩對宗教——一種規范社會的權力——徹底失去了信心，也使得他產生了一種對體制的報復性心理。于是，在內外合力的扭曲與重塑之下，男孩走上了那條黑暗的道路，教堂里宣告耶穌誕生的天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絕對的權柄統治地獄的惡魔。在這股合力當中，有的只不過是無心或無奈之舉，有的是冷漠的并發癥，有的則是來自體制的強暴，也有錯誤表達的關愛甚至人性和人格本身具有的邪惡，然而，當事者——男孩身邊的大人們——卻沒有一個察覺到它們的不合理與殘酷，而是聽之任之，任由這股力量對男孩肆意妄為。這種視而不見、知而不管的傲慢，也許才是造就極權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