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于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川本三郎，因為朝霞自衛官殺害事件新聞取材，采訪了殺害自衛隊軍官的思想犯，冒著被捕入獄的風險，堅持保護消息來源，因而失去新聞記者工作。后來他在其著作《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寫下這樣一段話：時代一點都不溫柔。那個時代的象征，說起來就是經常在下雨，路障底下都會淹水。因為時代一點都不溫柔，所以才反過來追求”溫柔“……在現實中的理念，暴力這東西成了非暴力，非暴力的東西卻成了暴力，當下存在著'溫柔'的悖論。我們在戴頭盔和持棍棒的暴力學生中看到真正的溫柔，在高舉反對暴力常識性標語的一般學生和本科當局，或媒體和輿論中，反而看到暴力。

平日正午，看完電影《流麻溝十五號》走出戲院時，長達一周的雨天依然讓臺北街道濕漉漉，我想起川本三郎書中的這段話。看電影之前，有很多人擔心，電影最后跑字幕的時候，突然松了一口氣，一時之間，自己也不知道松一口氣是為何，可能是安心或放心吧！我沒想到是這樣一部電影，我原本以為有更具象的控訴，有好人與壞人，有力度很重的眼淚與悲傷，但是沒有。電影極其溫柔，溫柔到惡人也有可憐之處，而良善的人在無能為力的時候，還想要保護對方。

看這種題材的電影，最難回答好不好看。好看與否跟個人想要從電影取得的什么回饋有關。很好笑、很好哭、很刺激，或是因為有自己鐘愛的演員或偶像參與就覺得其他構成電影的要素完全不重要了。在這種狀況之下，要說好看或不好看，真的很難。我對電影出現的那些角色一點都不陌生，雖然對白色恐怖的認識與研讀即使已經有超過20年的時間，但是就整個年歲的縱深來看，還是來得有點晚。像我這樣在戒嚴時期受教育的時代，歷史課本不會告訴我這些，長輩或基于恐懼往往閉口不談，即使公元2000年前后在找尋史料的過程還是有點吃力。有一年我幾乎每周都去南京東路的吳三連基金會圖書室與中和臺灣圖書館，那時驚覺許多口述歷史早已開始，甚至整理成冊。

每每進入圖書室的時候還是白天的燦爛天光，離開的時候已是華燈初上，我常感覺書里那些受難者跟著我回家，惟不覺恐懼，我不至于膽大到沒有察覺心境與周遭氣氛的異樣，但是將那些故事消化之后再寫成文字，才理解超越恐懼之外的，其實就是溫柔?；蛴性u論認為電影憑什么去詮釋歷史，寫出這樣評論的人，或許未曾有過閱讀受難者或受難家屬口述歷史的經驗與動機。某些角色已經很明顯是實際存在的人物，如丁窈窕、蔡瑞月、王荊樹，更多角色的身上起碼都掛著一到兩位真實受難者的容貌。我反倒覺得編劇和導演選擇了溫柔的手段與視線，平靜去訴說一個個從人性的勇敢與脆弱出發的故事，沒有評斷，讓觀看的人自己去消化。

然而電影具象的畫面還是給我相當大的震撼。我閱讀舅舅的回憶錄《青島東路三號》，從最早的版本《霜降》到出版當時的校對稿，已經好幾次了，但是看到他書中所描述的，在燕子洞看蔡瑞月跳舞，伙房采購的時候撿到剪報知道韓戰的進度，聽說火燒島居民被警告這些思想犯比殺人放火還要恐怖，以及去海邊敲打很重的石頭回來蓋監獄關自己。原本透過文字想象的畫面，到實際坐在影廳目睹的畫面，仿佛看的不是電影，而是身歷其境。川本三郎借用了切格瓦拉的一段話：讓所有對任何不義之事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川本三郎延伸出了切格瓦拉那段話，認為對任何不義之事氣憤填膺的溫柔，其實就是追求正義的心。

每次有這類題材的戲劇出現時，都希望各種討論不會是曇花一現，即使是意見相左，倘若可以心平氣和，或多或少都會產生一些改變。而今我們在網絡上以各自堅持的想法去爭辯或互相說服，并不會被送去火燒島思想改造，我想起電影之中的嚴水霞寫給杏子的信，犧牲，會帶來力量。當犧牲來臨時，我們微笑以對，因為這是反抗的最高境界。時代一點都不溫柔。對任何不義之事能夠義憤填膺，甚至做出犧牲，而今看來，卻是那幺巨大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