頹壞的儀式 如果說，1990年是一個被歷史霧障所籠罩、所阻斷的年頭，那么，青年女導演李少紅的《血色清晨》，則是其中一片尚可辨認的血色印痕。這部取材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加西亞?馬爾科斯的小說《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1的影片，事實上成了這一時代歷史命名的失語癥與文化的兩難處境的直觀呈現。如果說 1989年的震驚體驗，使中國文化在九十年代初這一短暫的迷惘與懸置間“重回1984年”2的話；那么，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反思命題的重現，已然失去了它強大而熱切的社會語境與斷言性的自信與明晰，而呈現得更為繁復或厚重3。 同年，第五代著名攝影師侯詠執導的影片《天出血》4，在以主題的雜糅、混亂印證了第五代互本文關系網羅的同時，將八十年代中期經典的敘事母題﹕無水的土地、無偶的男人、弒父場景、亂倫故事、重寫的歷史場景中的政治指稱，統統傾覆在一片漫延而來的沙海之中。在“天出血”時的幾滴沙漠細雨間滑稽模仿式地送別了不無悲壯的八十年代。而一個對他人之妻的愛情、越獄以及奪寶故事的混雜疊加的情節框架，則呈現著九十年代初藝術與商業、個人與政治、社會間進退維谷的無奈和絕望。而李少紅的《血色清晨》則置身于這文化網羅之中，又越居其上，以一種更為頑強的現實主義姿態，以及遠為獨特、細膩的藝術才具，直面著裂谷側畔不無猙獰的文化斷層。 事實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故事為李少紅提供了一個借口，一個別致而獨特的事件依托來重現并改寫八十年代“文明與愚昧”的經典命題；影片核心的被述事件﹕“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不再是一種魔幻，一種荒誕不經的偶合與殘忍，而正是一場至為殘忍的愚昧對文明的虐殺。不再是風流倜儻的富家子圣地亞哥，影片男主人公的姓名﹕李明光，無疑是一個象征/文化符碼。作為這一鎖閉、貧窮、荒蕪小村中唯一的民辦小學教師，李明光是這里愚昧生存狀態中唯一的一線光，唯一一扇洞向外部世界的狹小而殘缺的窗口（以《大眾電影》等雜志的訂閱為指稱），唯一一個對文明朦朧的向往者（“詩作”《我是一片綠》、《大水坑放歌》）。然而，在敘境中，明光并不足以充當與愚昧生存相抗衡的文明使者。與其說他是文明透入的一線光，不如說他只是映出外部光照的一塊殘片。明光所擁有的文化，是一個已經退潮的時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副產品”﹕“過去村里住過城里的學生，明光就是和他們學出來的。如今教村里的娃娃……”5閉鎖的山村曾在災難時代的震動中瞬間裂開一道縫隙，而后又沉重而深刻地封閉起來。于是，明光的存在便成了小村生活中的一個畸胎，一闕遙遠的回聲，一個不諧的音符。因其如此，他“命定”地、而不是如原作中那樣偶然地成為“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犧牲品，成為愚昧巨大的毀滅力量的施暴對象。于是，當紅杏（另一個純真、美麗的獻祭品）未曾交出她身為處女的證據時，明光便成了絕無僅有的嫌疑犯、罪人。毋需指控或起訴，愚昧/傳統的生存邏輯自身已然完成了它全部審判程序。愚昧終于虐殺了文明，黑暗吞沒了這線細小的光與希望。 然而，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絡中，對這一“謀殺案”的呈現遠非如此的單純或直露。圓睜著恐怖、困惑、無辜的雙眼倒在利斧下的明光，確乎是愚昧、傳統勢力的犧牲品，但不僅如此。從另一個角度上，明光亦因傳統/愚昧生存方式的解體而喪生。盡管他“命定”地被指認為這一無端悲劇中唯一一罪人；盡管勢必是他，而不是別人，將為這愚昧的“審判”所指認，但是，在本文的敘境中，他并非必然將他的血淌盡在那貧瘠的土地上。只是因為一連串相關之典儀的未完成、或曰頹壞，明光才會悲慘地死去。事實上，這樁“謀殺案”的雙重意義在影片的片頭段落已然清晰地呈現出來﹕環繞著清晨破敗的古廟/今日的鄉村小學，一個長長的運動鏡頭，依次呈現出這一別具意味的特定空間。似乎是古老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部；然而，盡管喧鬧的孩子們給這古舊的空間添加在幾分活力和動感。但衣衫破舊的小學生仍不可能掩飾古廟（傳統文化的指稱）的衰敗﹕運動鏡頭滯重而細膩地呈現出無頭的佛象，巨大而殘破的古鐘，已然看不清銘文的石碑，朽壞的殿堂；直到一聲叫喊﹕“不好了！李老師被殺了！”、孩子們紛紛奔出，這座廢棄的、并將自此再次被棄的古廟才更顯出它的荒蕪、破敗。 影片中破損的典儀之鏈以紅杏的新婚之夜為開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處女的證據、也是男人/丈夫初夜權的印證——白被單上的血跡既告闋如而崩潰。且不論此間男權文化的暴虐、荒誕與脆弱；顯而易見的是，這與其說是不貞的鐵證，不如說是一種愚昧、過時的偏執與幻覺?，F代生存、現代農村婦女的生活（姑且不論婦女解放的意義、更與性解放風馬牛不相及）已然取消了這一古俗存在的依據。但這一古俗瓦解后的空白卻不曾為現代文明的內容物所填充，它與其說被廢棄，不如說被懸置了。于是，在這一古俗的邏輯中，“上面啥也沒有”的白被單，只能意味著失貞，意味著存在一個未曾出場的罪人，一個“奸夫”。繼發的下一鏈環便是雪恥復仇。退親行為決定必須去雪恥的是新娘的家人。另一典儀、或曰鄉俗必須出演。它規定此時新娘的父兄應揚言復仇，并執刀叫罵、威脅“奸夫”；而后，村中的長者——在此應是村長率領民兵奪下兇器、捆綁并關押揚言復仇者，直到風波平息。因這一典儀的出演，傷風敗俗者背上了惡名，蒙恥的家庭修補了名譽、重獲了體面。在傳統的、有效的社會體制中，這與其說是愚昧、野蠻與殘忍，不如說只是維系古老生存的一個典儀，一項不無表演色彩的程序，一個因事先張揚而不必發生的謀殺案。充其量它只是一個陋俗，一個其勢洶洶、卻不必血刃的的鬧劇。然而，現實社會的變化，傳統文化的解體，權力結構的更迭，再次造成了典儀的頹壞。盡管李平娃、李狗娃兄弟依例行事﹕從紅杏處逼供出“同謀”，立刻磨刀霍霍，大肆張揚，并坐定清晨村莊的集散地﹕早點鋪中插刀狂飲。但最重要的環節再告缺失﹕ “都啥年月了，哪還有民兵？”而被喚來的村長，則只是把平娃兄弟的刀“下了”，“咋也沒咋”，“打發他們家去了”。這不僅在無言中宣告了典儀的無效，同時將表演指認表演﹕“都以為咱不敢”，“都看不起咱”，“不說清楚？不說清楚就真干！”兇殺因之而不再能避免。否則，平娃一家將背負雙重恥辱。能洗凈這一切的，只有明光的鮮血?！耙患孪葟垞P的謀殺案”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明光是傳統文化/愚昧索取的獻祭，同時則是傳統社會解體所必需的代價。文明·文化·文物 然而，李少紅的明敏，不僅在于她準確而獨到地捕捉了傳統與現代社會的更迭、權力結構的變遷如何造成了典儀的頹壞；傳統文化及生存方式的解體，如何使典儀的執行成為赤裸、嗜血的瘋狂。更為重要的是，她準確地發現并有力地表述出，典儀的頹壞與其說造成了一處權力的空白，不如說這處空白中充塞著遠為繁復、豐富的內容物；與其說它是一處未死方生的空白與裂隙，不如說它是歷史幽靈與現代魔鬼出沒同樂的空間。在此，典儀的頹壞與復活，是《血色清晨》中謀殺事件意義的正反面。 在《血色清晨》的意義網絡中，最為重要的人物，并非明光、紅杏、平娃狗娃兄弟；而是新郎張強國。和原作不同，故事中的新郎不再是出身顯赫而神迷莫測的外鄉人，在影片所呈現的元社會中，強國作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特殊人物，是一個走出復回到小村的、“見過大世面的”農村青年。他“出外打工，賺了大錢?！迸c其說他因此而成了現代文明的代表，不如更為準確、直白地說，此行只是使他成了現代社會唯一的令牌、動力和潤滑劑﹕金錢的執掌者。這個“嘗過城里女人滋味”的男人在金錢的支持下做出了他的價值判斷﹕“找老婆還得咱鄉下女人”。這判斷的潛臺詞里已明確地包含了對貞潔的苛求。在金錢魔杖的點化下，一個古老的典儀必須被復活、被完成﹕潔白的被單上，必須點染上處女殷紅的的血跡。這與其說是古老典儀的要求，不如說是千金一擲的奢侈。盡管在古老的社會結構中，婚嫁始終是一種以女人為中介物的交換、“流通”行為；但在《血色清晨》的敘境中，古老婚俗的啟用，卻明確地具有了一種“商檢”性質，是對“價有所值”的確認。失貞意味著贗品。是張強國袋里的金錢，使他實際上成了這一歷史斷裂處正在即位的“新神”。是他無所不在的精明與自信，使得年長的李平娃無地自容，在百感交集中反復地稱張強國為“哥”、“大哥”；也是他在自己的婚禮上為鄉親們請來了戲班子，用百元大鈔釘成雙喜字樣，并以此捐資村里辦學。顯而易見，在此張強國接替了傳統文化中尊者的角色，開始行使特定的權力功能。清晨的慘案與血污，事實上，是以張強國為元兇的。于是，這樁謀殺案與其說是愚昧對文明的戕害，黑暗對光明的肆虐，不如說是現代生活中司空見慣的、金錢之手所書寫的罪惡。 而平娃兄弟、尤其是平娃的的復仇行動，與其說是一場“單純”的典儀，為了家族的榮譽與體面；不如說有著更為真實與利益的動機。作為對原作的重要改編之一，這場以張強國為間接但唯一導演的清晨血案，其前史卻是他直接導演的一筆至為“劃算”的買賣﹕不出彩禮娶到紅杏，同時嫁出、或者不如說是甩掉自己病殘的姐姐秀娥。于是，這場嫁娶采取了最為原始的婚姻形式﹕換頭親。盡管木肭的李平娃也一眼看穿了這無疑是一場極不平等的“交易”，但這卻是他這個三十六歲、一貧如洗的漢子唯一一個得到女人的機會，這樣他才能過上一份莊戶人無甚奢望的生活，才有可能了卻含辛茹苦、多年守寡的母親的心愿。事實上，當村口土崗上，兩支迎親、送親的隊伍交錯而過、喜樂齊鳴時，場景中 乎充滿了別一番喜慶。但是，一如“換頭親”所孕含的原始婚姻的意義﹕一旦紅杏被驗明為“贗品”并遭退親，秀娥勢必被搶回。喜融融的親上加親的表象即刻破碎，買賣、交易的內容暴露無遺。于是，平娃仍可擁有秀娥，但必需是“拿錢來領人！”這顯然是全無希望的。因此，臆測中的“惡棍”明光的罪行不僅在于奪去了紅杏的貞操、玷污了李家的聲譽，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行為”毀滅了平娃一家全部微末而寒酸的希望與未來。明光之死，因之已不只是典儀的頹壞所造成的悲劇，而且是與貧窮相伴生的絕望、愚昧制造的暴行。 至此，《血色清晨》已不再是對八十年代“文明與愚昧”主題的重現，而且成了對這一主題的解構。如果說紅杏之不貞的確認，以及她遭到退親、毒打、最后瘋狂自盡，是傳統文化/愚昧肆虐的證據，而這一悲劇的制造、執行者張強國卻是敘境中可悲復可憎的現代文明的指稱；如果說明光之死是傳統、愚昧力量對文化的踐踏與撲滅，但他確乎因傳統文化的解體、失效而喪生；在這一切背后，是以金錢為先驅者、驅動力的現代文明的進軍步伐。于是，和八十年代的類似主題不同，不再是現代文明作為唯一的歷史拯救力，現代文化則是這一切的前驅；而是現代文明與文化的、潛在的彼此對抗，前者以以張強國及其金錢為指稱，后者則以以李明光和小學校為標示，于是這顯然是文化力不勝任對抗。在此存在著一種金錢與愚昧及傳統勢力間的潛在共謀?！堆宄俊芬虼烁鼮樯羁痰厍腥肓司攀甏醯闹袊箨懳幕Ь?。不再是一份斷言，而是一次陳述、些許困窘。在這個徹底改寫過的悲劇中，歷史與現實不再陷溺于命名的失語與混亂之中。 影片有著一個別具匠心的結局。當這一大悲劇終于“成就”﹕明光喪生利斧之下，紅杏投水身亡，李平娃被處死刑，李狗娃終生監禁，刑事調查員無奈而痛苦地離去之時，他在昔日明光的小學校/古廟前慢下了腳步。失去了孩子們活力的古廟此時更為破敗、空寂，幾個已然失學的孩子在附近徘徊。而兩個陌生人正將一塊嶄新的木牌釘在廟門旁，上面書寫著“靜慧寺 國家二級保護文物”。猶如一聲凄婉而哀傷的拖腔，回聲般地暗示著一個悲劇中悲劇﹕這里不再是一個雖寒酸無奈、但畢竟生機勃勃的校舍，而是一個死亡文化的遺跡﹕文物。這是雙重毀滅的印證﹕詭計多端的歷史之手在撲滅了文化/文明之使的微光的同時，斷裂了一個悠長豐滿的歷史與傳統。文化的文物化，或許也可以名之為一種“進步”，但它同時索求著超值代價。敘事·結構·修辭 和原作一樣，影片選取了回溯、或曰時空交錯式的敘事結構。但與原作不同，不是一個友人數十年后的追憶，而是慘案發生后立刻開始的刑事案調查。于是，調查員的行動構成了影片中的現實行為線。但事實上，關于這樁案件并不存在著任何謎團或疑點﹕因為它不僅是事先張揚的、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下完成的。兇殺 認無疑、兇手確認無疑。于是，調查的重點便轉移為對犯罪動機的確認。而動機同樣昭然若揭﹕雪恥復仇。事實上，調查的重點圍繞著犯罪動機是否真切，即紅杏、明光間是否存有“奸情”。對原作所作的另一處重要改編正在于此，在原作中，新娘安赫拉之婚前“失貞”是一個確鑿的事實；而在影片中，這則是一個不曾確定的無解之謎。盡管創作人員無疑將它作為一種愚昧信念中的無稽之談，但無解的原因在于它無關宏旨﹕影片《血色情晨》是一部現實主義力作，而顯然不是一個偵破故事。于是，圍繞著影片中的調查，紅杏是否“失貞”，明光是否有罪，便成了一個結構影片敘事的虛假的懸念。而在對這一懸疑的調查中，創作者成功地組織起一個多義而豐滿的現實鄉村生活畫卷，一幅遠非明媚動人的現實主義景觀。對于影片的敘事而言，這正是一場極為成功而深刻的調查。它所揭示出當然并非隱秘或“奸情”，而是明光悲劇更為深刻的社會成因。事實上，正是諸“證人”的證詞與他們指認明光、紅杏有罪的方式，使《血色清晨》較之八十年代的同類影片遠為深刻地再現了 “文明與愚昧沖突”主題。諸多證詞表明，村子里的人們以或興味盎然、或漠不關心的態度接受了對明光“有罪”的指認，因為他獨有的身份、愛好與稍有差異的生活方式確定了他是村中的異類。他的破舊小屋確實長時間地吸引著兩個年輕姑娘，但人們不能、也不愿去了解的是，吸引她們的，是明光生活中那一點點來自外界的信息（《大眾電影》）和菲薄的文化“氛圍”；在他們看來，那更象是一種無恥之徒的誘餌（“半夜三更也去，能干啥好事兒？”），或者干脆是誨盜誨淫的淵藪（少女的泳裝照片）。不僅如此，人們對明光的“共識”，還建立在長期愚昧生活中形成的、極為深刻的對文化的敵意與輕蔑。一個種不好莊稼的小學教師，不僅是一個異類，而且是一個次等村民，一個毫無價值而言的廢物﹕“瞧他那幾畝地種的！”“就為一個教書的，就把條命搭上了？！”“那人就跟豆腐似的，真不經戳，三下兩下就完了……”。而作為本文一個極為有趣的修辭方式，敘事人在查詢證人、確認犯罪動機的大組合段中，進行了聲畫錯位的處理﹕在多數證人言之鑿鑿的證詞間，出現的是幾不相干的畫面，而這些場景都以聲稱為目擊者的證人之缺席為前提；而與展現真實場景的自然光效不同，呈現證人陳述的場景則出現內景、人工光的陰影之中。這與其說是提供并展現證詞，不如說是以聲畫錯位的方式揭示著一種極為深刻而潛在的悲劇沖突；這與其說是一種無恥的偽證，不如說是一類偏見的共識，一次關于愚昧的曝光，某種集體潛意識的呈現。 影片在調查員的查證過程中，以一個外來者的視點，緩慢、細膩、甚或冗長地展現著謀殺案的前史與后果，直到推出了影片的“高潮戲”﹕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在影片的敘事結構中，這已是全然不復懸念的敘事行為；但在這一完整的順時敘事組合段中，全知視點張馳得當地組織起令人窒息而悚然的戲劇張力。這無疑是全片充滿殘酷詩意的華彩樂段。如果說，在馬爾克斯的小說中，圣地亞哥?納賽爾終于成了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的犧牲品，是魔幻現實主義圖景中荒誕的一幕，是陰險、邪惡的人類心靈的一次曝光，是種種命運的巧合、微妙的心理動機、怪誕的機遇之偶然的匯聚；那么在《血色清晨》中，明光之死則是沉滯而又變遷中的社會、坍塌或被改寫的權力、信念體系，以及愚昧的、“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6共謀的必然。正是在這一大組合段中，敘事人以不動聲色的冷靜，勾勒著魯迅先生所謂的“麻木的國民靈魂”7。盡管在這一段落中包含著最為重要的一次典儀的頹壞，但敘事人所著力表現的，是村民們的“群像”。是他們如何以典型的“看客”8心態，在旁觀、默許、甚至慫恿著平娃兄弟對明光的謀殺。一如原著，“事先張揚”的目的，正在于使謀殺計劃流產、而不是實施。但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拒絕在獲取消息之后，采取有效的行動，實際上這已然是在促使謀殺行為的實施。事實上，當平娃兄弟磨刀霍霍，揚言殺人之時，在村民中引起的并非慌亂與恐怖，而恰恰是一種興奮，一種幸災樂禍、卻不動聲色的欣欣然。人們或遲緩（以示其漠不關心）、或積極（以示其尚有良知）地“行動”起來，相互傳遞、印證消息，漸漸匯聚為“看客”的、頗為壯觀的陣容。仿佛人們在一夜之間都傳染了“大結巴”的生理疾患，于是在人們對明光的預警中，最關鍵的詞句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被遺漏了（“不知道也好，看嚇著他”！）。影片在原作的兩種說法﹕謀殺之日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清晨、或一個陰霾的早上之中，選擇了前者。于是，明光在這個陽光明媚、似乎一片祥和的清晨，在眾人的默許里，在一無所知之中走向殘酷的死亡，便構成了一次極為強烈、飽滿的視覺與心理沖擊。明光與平娃兄弟相遇、即謀殺的地點選在村口石臺旁，村口的小路、石臺、錯落的石階形成了這一場景的舞臺式格局。而聚集在石臺上的人群便成了“天然看臺”上慘案的看客。人們對夾著課本、如往日一樣走來的明光發出的仍是“起哄”式的、語焉不詳的警告﹕“你怎么出來了？”“都說你知道了！？”“還不快跑？！人家都來了！”對明光略呈驚異的疑問﹕“出啥事兒了？”“知道啥？”人們的回答是﹕“你干的好事，你還不知道？！”“自己作的孽……”這一片漸次升高的噪音終止在一聲高喊之上﹕“報應！”這無疑不是示警，而是宣判，一種自得其樂、急不可奈的“觀眾”席上的宣判。人們已在明光缺席的時刻判定他有罪，并依據有罪推論判定了明光的死刑。在噪音嘎然而止的時刻，明光迎面看到了手執利斧、柴刀、殺氣騰騰的平娃兄弟。這“尋常”的相遇給明光帶來的是安全感，他松了一口氣﹕“是平娃哥呀。”當絕望地沖過來，試圖哀求哥哥住手的紅杏終于使明光意識到異常與恐怖時，一切已經太晚了。當明光在極度的恐懼中試圖弄清究竟發生了什么的時候，他已在一片血泊中倒在平娃兄弟的柴刀、利斧之下。高速攝影呈現出的兇殺場景將其中的殘忍、野蠻與荒誕推到了人們所能承受的極限。而在這一鏡頭段落的最后時刻，明光對來的太晚的村長說出了他的“遺言”﹕“大叔，他們……把我殺……了?！币蝗缭?，極為精當而別具匠心地，明光的“遺言”是一個陳述句。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向人們陳述了一個已然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實。與其說他是在向人們陳述，不如說他是在讓自己相信﹕因為這一切對他說來，是如此的不可能，如此的荒誕不經、聳人聽聞。他無法相信或明白。他也不再需要相信或明白﹕在他的語聲斷掉的時刻，他已蜷縮著身軀，倒在自己的鮮血之中，圓睜著一雙無辜、恐怖、要求解答的眼睛。 作為對馬爾克斯小說的重要改編之一，不再是十七年之后，當年的新郎帶著兩千多封安赫拉十七年間寫給他的情書（情書按時間順序排列、用彩帶扎著、一封也沒有打開）回到了她身邊，此時，圣地亞哥在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遇害已成了遙遠的傳說；而是紅杏投水自盡，平娃兄弟伏法。事實上，平娃兄弟被公安機構押走的場景成為影片中另一個撕人心肺的時刻。李平娃留給他孀居的、將失去全部兒女的母親的、最后的話是﹕“媽，買化肥的錢在炕席底下。不夠你再跟人借點兒！” 而絕望的母親已哽咽不能言。沒有無恥的邪惡與嗜血的瘋狂，沒有歹徒與惡棍。有的只是太過普通的普通人，“普通”的善良，絕無奢望的微末希望。除卻消失在事件進程之中的張強國，這是一個以犧牲四條年輕生命為代價的無端慘案。無所謂元兇，卻有著太多的被害者。在影片的規定情境中沒有人能從中獲救。 老中國的歷史景觀與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畫卷，在以加西亞?馬爾克斯小說為素材的影片《血色清晨》中成功的縫合在一起。不僅是歷史的控訴或現實的曝光，而是歷史叉路口文化與現實的兩難處境。退路已然隱沒，前景尚未明了。李少紅便如是以《血色清晨》為1990年的中國留下了一部令人難忘的影片，留下了一份歷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會檔案。批注1. 《一件事先張揚的謀殺案》譯文刊于《加西亞?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2. 參見榮韋菁《重回1984——評影片<天出血>》，《文匯電影時報》，1990年11月。3. 有關論述參見筆者《碎裂與重建的鏡城》，《先鋒》創刊號4. 《天出血》，導演﹕侯詠，編劇﹕吳啟泰，攝影﹕王小列，主演﹕常戎，深圳影業公司1990年出品。5. 內文中未經注明的引文為影片中對白。6. 《魯迅全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