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 這部電視劇中令人揪心的事件其實并非野島編造的情節，而是脫胎于真實的虐待、強奸案件。 1995年，茨城縣水戶市爆出針對智障工人的虐待事件。 生產紙箱的赤須紙器有限會社積極雇用當地智障人士，全部讓他們住在工廠宿舍里。社長作為熱心關懷社會的名士，在地方上倍受尊敬。然而95年爆出了該公司未將國家贊助的補助金交予智障工人的事情。翌年，社長以欺詐嫌疑逮捕。 在對社長的搜查中，慢慢發現了他長年虐待員工的事實。比如說以方鋼管或棒球棒毆打員工，讓員工膝蓋夾方鋼跪坐，或像片中反映的那樣，讓員工膝蓋上放壓泡菜壇的石頭長時間跪坐（這么殘忍的刑罰并非編劇的想象），以及幾乎每天發生的拷問。還給他們吃加了塔巴斯哥辣醬的白飯或者腐爛的香蕉。同時，據傳受到強奸的女性智障員工近十人。 也就是說片中反映出的智障工人的情境并非刻意營造的苦難劇情，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真實的反應。最為現實的是最后的判決，因為許多人一定和我一樣，對老師和律師未能找到足夠的證據，未能讓法庭進行公正的判決，而設計出了工廠火災以表現對社長的懲罰的劇情頗有微詞。而在現實中，當地警察和檢查局也（正如片中辯護律師所堅持的那樣）因為多數受害者無法正確說出事件發生的日期時間和情況，“無法維持公正的判決”而采取消極的立案態度。最后僅以欺詐、暴力二起、傷害一起起訴社長，而其余暴力、強奸事件全部不起訴。也就是說，比起劇中，在現實里，大多數的指控在警方、檢方這一關就被攔下來，甚至未能上到法庭。不免讓人倒抽涼氣。 最后，1997年，法庭僅判決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四年。關于未選擇直接執行有期徒刑，法官給出的理由是：“被告熱心雇用智障人士。” 對判決不滿的家屬及志愿者情緒激動，有人因損壞了被告的車輛，以及抓被告和辯護律師的領帶而被逮捕、監禁。支援團體的領導者與警方發生沖突，因將被告困在車內而以監禁罪逮捕。三人受到起訴及定罪，受到了比社長還要嚴重的判決。 之后，三名對刑事起訴不滿的原女性工人對社長進行民事起訴，受到法庭承認，判決被告對每人賠償500萬日元。被告上訴被駁回。 而被告的工廠，幾經轉手易名后一直存續到今天。 ［寓言］ 從故事改編的角度來說，可以說真實事件后期的判決、維權、沖突等內容可能從另一種意義上也很有探索的空間，不過當然本片還是重在關注人性的善與惡，將智障者描繪成心靈純潔的“圣者”，而諷刺社會中的種種惡的正常人。從這個角度來說，改編出來的作品最終還是一個帶有道德教育意義的童話。原本以為涼子扮演的是女主角，結果到了第七集死后才發現不過是個童話中精靈一般存在的插曲。真正的女主角是酒井法子扮演的老師，從天真、弱小，到勇敢到放棄婚約、職業去幫助孩子們找到正義。 片中有兩個人比較有趣： 一是懦弱的廠長。他或許代表了許多日本人對歷史，特別是對戰時歷史的心態。因為他認為自己是善的，也向孩子們保證他會堅持善的原則，但是卻輕易地在社長的威逼利誘下倒向了那一邊，扮演起了“溝通人”，但實際上是走狗的角色。他哭著打孩子們，哭著懺悔。社長被拘留時，他扮演關心孩子們的好人。但是到最后，他安心接替了社長的職位，仿佛一切都會變得好起來。在心中，他或許已經將自己犯下的罪轉嫁到了極權主義的身上，而不記得自己有惡。因為無論自己做過怎樣殘忍的事，包括將木棒打向玲，都不過是在服從上級的指示。今天日本人對待歷史的觀念，不也是這樣嗎？ 二是隱忍的廉。如果說廠長是因為現實的利益（因兒子學費而欠社長的債）而屈服于極權，那么廉則完全是屈服于社長的意識形態說辭?！肮S”無疑是他的大他者：如果“工廠”不在了，一切都將完蛋；為了“工廠”的存續，他可以、應該去做任何事情，甚至犯罪（殺人、傷害、逼人流產）。他從未懷疑過“工廠”存在的正當性，是否對“工廠”有利已經成為了他的道德準繩。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對意識形態的“不得已”的配合和“忍受”只會帶來更大的苦難。 從這個角度來說，社長無疑是操縱意識形態的高手。而類比《寄生獸》的邏輯（日本作品中最精彩的設定之一）來說，邪惡工廠的存在不過是邪惡的父母和社會的產物罷了。正是因為智障兒童們無處可去，在家里、在學校都受到欺負，他們才被以工作的形式，流放到工廠這樣一個福柯式的瘋人院。他們是社會想要清除、保持距離的東西，正如寄生獸嚙食人類，其實是出于人類想要自我滅絕的愿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長不過是在執行“社會”的意志的劊子手。而他倒臺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處決了這些被人類社會流放的人，而正是因為他處決的動作不夠優雅。 而這些智障的兒童，以玲為代表，根本不明白自身的處境。他們的罷工對抗演變成了河邊的露營打鬧。這難道不是對后現代青年人社會運動的最大的諷刺？正如后現代理論家們所宣揚的那樣，他們不得不在老師（知識分子）的帶領下為自己維權。又或者，全片最大的教訓（lesson）其實是這樣一條，即：無產階級都是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