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到內地語境，《枯草》《枯葉》從去年同時入圍戛納的主競賽單元開始，就在片名的混淆性中結下些許緣分。 當然，兩部電影，一部是「Dry Grasses」，一部是「Fallen Leaves」，英文用詞各走各路，本不相干。但本質上，干草與落葉，都是自然輪替里敗落、死亡、離別的象征，而有無生機，答案都在枯萎的圖景里。如此這般的意境，又注定可以共同步向許多值得探討的領域。

再說了，這兩部最近能看的電影，表層的巧合性還不止于此。它們都在競逐金棕櫚的時候，敗給《墜落的審判》，而戛納給了其他大獎作為肯定，《枯草》的米爾維·迪茲達爾獲封最佳女演員，成為土耳其首位戛納影后，《枯葉》則得到評審團獎。 從主創來看的話，兩部電影的的導演，土耳其的努里·比格·錫蘭和芬蘭的阿基·考里斯馬基都有歐洲背景，都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出生，都另外身兼演員、編劇，都功成名就，且都還活躍。 他們的新作，自然都會受到影壇與影迷的高度關注，而這兩部電影無意中黏連的巧合性，也最終被作品印證出內里深層次的一些相似。

在推向這一層次之前，恰恰需要先從不同之處說起。 內容上，《枯葉》是講安薩、霍拉帕這兩個捉襟見肘的人，在孤獨的日子里依然相信愛，尋找愛，哪怕通達愛的路上充滿陰差陽錯的重巒疊嶂。 《枯草》則是通過小學教師薩密的視角，見證個人生活、職業前景因為關系親密的女學生寫了一封情書且被校方發現而迅速崩塌，他對學生、同事、朋友、上層的看法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而曾想給好友凱南撮合的女教師努蕾，成了他以愛情名義征服、毀滅的對象。

兩部電影都關涉愛情。 阿基的《枯草》可謂《天堂孤影》《升空號》《火柴廠女工》這「無產階級三部曲」三十多年后續寫的第四樂章，繼續用冷靜、詼諧甚至荒謬、童真的方式，來探索、呈遞無產者的愛、需要和溫暖。 在他的鏡頭下，愛情是絕無僅有的救贖，是在周遭一切變得刻薄、殘酷之后唯獨幸存的美好，愛情是愛情，也是希望、人性等等更大意義的明亮象征，可以抵抗生活對人的瘋狂屠戮。

錫蘭電影里的愛情也不只是愛情，并且同樣是某種工具，甚至武器。 薩密與年紀尚小的女學生施芬之間，最初表現出來的就是親厚但單純的師生情誼，學生喜歡跟老師開玩笑，老師也更偏寵學生一些，常常提問，多多表揚，同班同學直言不諱地說出他的偏心后，一切都還控制在調侃的范疇。 然而，性質的變動很快就被錫蘭頗為出人意表地表現出來，而這僅僅需要一封情書。情書沒有道明誰寫誰收，但是由施芬寫給薩密卻未遞交的事實，并不是太難揣測。

關鍵是，情書之所以被察覺，是因為學校以侵犯隱私的手段例行檢查。這種過時但普遍的檢查制度充滿傷痕式批判，校方對學生，上層對下層，不僅有不由分說的操控，而且有單一道德對多變現狀的僵硬限定。 批判性迅速挑高。情書本來處于未發狀態，要不要表白，要不要更變現下關系，本來帶有天賦的自由，結果一檢查，一沒收，一傳閱，恃強凌弱且沾沾自喜的不自覺性，就以現實痼疾的形態剖露在外。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當觀眾看到薩密以包容之心指斥兩位正在八卦的女同僚時，諷刺的是她們沒有青春、過分古板，可轉頭他便以一種近乎窺淫的姿態享受來自女同僚被嗆聲、女學生被征服的勝利，而當施芬突然前來索要，沒讀完的他還試圖以正人君子的形態寬慰對方信件已被撕毀，盡管一切早被看穿。

施芬憤恨離去，不只宣示單純的信賴關系破產，還宣示愛情在權力面前只能是軟肋，再滿紙仁義道德的人，一旦得了這根軟肋，都很容易激發自身不正當的權欲，走向病態。 這也是為什么當薩密偏頗地對流言蜚語應激，想要施行報復的時候，選擇的是以所謂愛情作為手段。他聽信流言，瘋魔地咬定好友是自己當下衰敗生活的罪魁禍首，于是設計奪取對方心儀的女孩，視上床為摧毀對方愛情的不二法寶，幼稚得來又很陰險。 他的所作所為，預示了愛情被貶損破壞后的危險，這危險是跟人性沉墮勾連的，又恰恰對上了整部電影內在的瘋癲。

錫蘭對愛情的處理，跟阿基可謂南轅北轍。如果說后者仍然愿意把愛情當作救命稻草，前者就愿意把愛情當做壓垮人生乃至人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基于此，在情感溫度上，他們自然做出了相反的取舍。 阿基在視覺表達上是偏暖的，盡管生活如同廢棄的機器那樣冰冷，他體恤無產者，體恤大多數人，因此選擇在本該冰冷的世界與處境里找到一些看似魯莽、輕簡實則豁達、敦實的人生哲學，用幽默和美好結局點燃一些暖意。

錫蘭則是偏冷的，像是片中那些從不終結的寒冬。他需要用這天寒地凍來對接人本身的負面遭遇，甚或是心性上的普遍冷淡，由此往底部、往深層挖掘，以實現對人與世情的考察，或者說，印證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不難判定的境況，又以電影才有的提煉手法，為人事注入更深刻的剖析精神，越冰冷，就越清醒。 如果說阿基大道至簡，只取一抹暖色，錫蘭就是徹頭徹尾地把冷調貫徹下去，而且越來越冷，越來越狠。 在這樣的節奏下，旨意自然不同，枯葉可以有疾風中的浪漫瞬間，枯草就只有雪下無從萌生的命運。一上一下，落點就又有了區別。

又因此，他們電影的長度存在差異性，也很自然。 《枯草》這一類電影，需要足夠的篇幅去營造氣氛，羅列細節，如同種植，會有漫長的鋪排與等候，直至收成，或者說覆水難收，叫人驚駭不止。 人心就跟氣候一樣，錫蘭給足了時間，在薩密心田種上一些偏頗得冒出騰騰惡意的種子，讓他跟絲毫沒有回春跡象的長冬一樣，漸漸變成自己嘴上抨擊的低等生物，正是有那一場又一場深刻的爭辯，一個又一個瘋魔的心眼，才讓他最終的抉擇變得尤其沉重。

錫蘭需要這樣一個物我不分的同化過程，便于自然存在主義、生活單調性交纏體現，構成自身強烈的美學風格與批判精神。阿基恰恰需要斬釘截鐵地把萬事萬物圓在一個框架里，需要掐準節奏感完成起承轉合，才能給結尾走勢最強烈的刺激，并且通過截留做到事實的不容改變，更有童話格調。 畢竟很多時候，美好的愛情恰恰生發在剛開始時。通過老派約會的串聯，《枯葉》已經在各種詼諧的錯落起伏間，做到了結局對觀眾的強烈吸引。 對此，這么多年，尤其是在拍攝窮人的愛情與幽默時，阿基做到了選材與主旨的呼應，相當穩定地輸出這類動人的情感小品，讓人在歡愉之間對資本社會的是非善惡，有從個體到整體的判定。

兩部電影，兩位導演，不管選擇的形式有什么不同，直面人間的巨大人文關懷是一致的。他們都在聚焦各式各樣的失敗者，安薩、霍拉帕、薩密這些人在社會地位或經濟條件上都是底層，都在時代之下不堪一擊，或者干脆像努蕾這樣，因為對抗，被截了肢。 《枯葉》這些人群的聚合，《枯草》這些人群的分化，承載的都是審視目光，推斷變與不變的人在思想交鋒、時代變奏間會做出這樣的決斷。 與此同時，阿基刻意營造接近老式童話的溫馨氛圍，以此作為對抗污糟現實的屏蔽門，譬如以非現實線性模式加入的俄烏戰爭背景，凸顯崩塌現實周而復始的不確定性與持續性。

或者是跟錫蘭那樣，以硬碰硬的手法走向更現實、更逼真、更繁雜的表達，其實二者都指向了那個之所以需要屢屢思考甚至爭辯的現實，是糟糕透頂，而且難以溝通、難以變好的，而人在其中，難免會有其受限之后所感知到的倦怠、憤慨、虛空，這又構成了集體創傷和共同語言。 整體上，兩邊都是既沉陷又解脫，既嚴肅又溫慈，而我們在老牌電影人交予國際影壇的最新答卷里，看到新世情在新故事里的植入，而世界即便仿佛轉了個方向與方式，很多東西在本質上也還是沒有什么變動。 （原載于虹膜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