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亞土著長老及上千名土著居民從全國各地趕赴首都堪培拉。這一天，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代表新一屆政府和議會向澳大利亞“被偷走的一代”道歉，在澳各界引起廣泛回應。 在1910年到1970年間，澳大利亞的法律允許政府將土著居民的子女從他們的家庭中帶走，送入白人家庭或教會中撫養。澳大利亞土著領袖曼塞爾估計，遭此命運的土著兒童約有1.3萬左右。產生這項政策的背景其實相當復雜。在修建貫穿澳大利亞南北部的GHAN鐵路時，鐵路沿線誕生了許多白人和土著的混血兒。由于文化原因，這些混血兒并不受當地土著部落歡迎，他們經常遭到遺棄及虐待。當時有一份報告建議政府，應該出面保護、撫養這些兒童，從而刺激了澳大利亞實行將土著兒童帶離家庭的政策。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澳大利亞政府認為土著居民沒有文化、沒有前途，將他們的子女帶走、漂白，有助于他們融入現代社會。 對于成千上萬個土著家庭來說，有的甚至幾代都有孩子被強制帶走，上演了一代又一代的家庭悲劇。曾是“被偷走一代”的詹妮弗為我們講述了她的家庭故事。她的外祖母瑞貝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長得十分漂亮，5歲時就被教會帶走，14歲時她生下了詹妮弗的母親格蕾絲，之后又生了3個女兒。23歲時，外祖母患結核死去。詹妮弗的外祖父拼命工作，辛苦撫養4個女兒。1915年的一天，外祖父回來跟母親說，他被強迫簽署一份文件，將4個女兒交給政府帶走，否則他將被送進監獄。就這樣，4個女兒哭著離開了父親，被送上前往悉尼的船。母親很多年后依然記得當時的感覺，就像當年失去外祖母一樣悲慟。到了悉尼之后，她們被分開寄養，還是嬰兒的維爾麗特2年后死于結核。格蕾絲所在的保育所條件十分惡劣，擁擠不堪，條規嚴苛。她記得一個女孩只是由于動作慢了一點，就被綁起來用皮帶抽打，當天晚上就死去了，甚至沒有人知道她最后埋到了哪里……然而悲劇沒有到此結束。1952年11月的一天早晨，警察又來到詹妮弗的家里，“他們不顧父母親的阻攔，硬是把我們姐妹兩個帶走。此后我再也沒能見到父親”。 政府的舉措并沒有帶來預想的結果，1994年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政府的同化政策徹底失敗了，那些被從土著家庭帶走的孩子無論是受教育的比例還是就業率，非但沒有高于那些同期還留在自己家中的孩子，還略低于這些一直生活在土著家中的同齡人。“被偷走的一代”大多數不能完成中學學業，卻常常使用違禁藥物、并有犯罪記錄。 1997年4月，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一份題為《帶他們回家》的報告顯示，被帶走的兒童和他們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有人這樣述說被帶離家庭、長大成人后的感受，“我們也許可以回家，但我們無法重新回到我們的童年。我們也許可以與父母、親人再次團聚，但是光陰已經流逝，我們無法體味親人的愛與關心，這種遺憾終身無法抹平。我們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傷害無法消除，因為‘監護人’們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消除我們的土著身份。”（摘自2月18日《環球時報》作者劉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