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y是個苦命但又幸運的小男孩。1856年他出生于美國威斯康星州的瑞普(Ripon）城，他的父親加入了北方聯合政府軍隊，從南北內戰中幸存并以少校軍銜榮復，但這一切都與Harry無關——他的戰斗英雄父親再未回過家。Harry與當中學老師的母親相依為命。他的兩個哥哥先后死去，這個孩子逐漸明白他別無選擇，必須在家中承擔起男人的責任。10歲開始Harry開始為社區送報補貼家用，12歲他到干貨商店打零工，并把存下來的工資投資在他同學創辦的校園刊物中，與其他主創一起分享刊登廣告的收入。然而一個瘦小男孩的努力在成人的世界里總是顯得無力。14歲，他輟學，開始輾轉于各個小銀行、雜貨店、書店、保險公司尋求生存之道。終于，到了20歲，他的人生轉機出現了——他拿到了一封寫給 Marshall Field的推薦信。Marshall Field何許人也？此人早年同樣顛沛流離，甚至也在干貨店里打過零工。1876年，他比Harry大18歲，已是芝加哥著名的連鎖百貨 Marshall Field and Company（后被梅西百貨收購）的合伙人。我相信他在見到Harry時一定嗅出了同類的味道，當時他也許會微笑。那是《阿特拉斯聳聳肩》中漢克.里爾頓對達格妮露出的微笑，是資本主義世界推動者之間的理解和恨意。 在電視劇《塞爾福里奇先生》中，倫敦牛津街上第一家現代百貨公司——塞爾福里奇百貨的全體員工聚在一起，聆聽他們的老板——一個個子不高，翹著黑亮的小胡子，平常總是響亮地大笑著發出指示的中年男人——訓話。在他們的印象中，老板很少這么嚴肅。哈利.高登.塞爾福里奇大聲說：“你們都知道，我是從底層奮斗上來的，當年我是Marshall Field and Company的倉庫管理員，上司把早上打開商場的鑰匙交到我手中，讓我成為每天第一個進入商場的人，那天我畢生難忘，因為我知道他信任我，信任！這是多么可貴！這是你們對我的期待，是我對你們所有的要求！......若你們有困難，來樓上的辦公室找我，別從我這偷！”Harry,亦即塞爾福里奇先生，痛恨偷盜，以及邋遢、酗酒、無賴、拖延、畏縮以至于所有底層社會的惡習。他誓要將以他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高級百貨商場變成消費主義的神話，他少兒時連想都不敢想的供奉著奢華與愉悅的仙宮。為此他成就了世界零售業歷史上的許多個第一：第一次在18家媒體投放100多頁開業廣告；第一次在商場中裝配直達電梯、休息室、圖書室、咖啡室、急救室、屋頂花園和免費廁所；第一次以精心設計、豪華裝飾和輝煌照明的櫥窗商品展示吸引顧客；第一次將單翼螺旋槳飛機、機械式掃描電視機等時代最新科技產品展示在售貨大廳中供顧客觀賞贊嘆、第一次推出圣誕打折季、季末打折季以及特價區......塞爾福里奇還大膽地將昂貴的化妝品、香水、護膚品和首飾配飾放在商場一樓（ground floor）大廳的最前列，正對剛進門的女性顧客，讓她們第一眼就看到商品世界所能給予她們的最夢幻的憧憬——變得更美、更年輕、更優雅以至于更幸福。這是現代幾乎所有大百貨商場的常規設置，但在100年前卻是史無前例的大膽狂放。對顧客塞爾福里奇是無微不至的，對員工他也從不調以輕心。據說他能記住從貨艙到柜臺每一位員工的名字，慷慨地給他們加薪和獎金，鼓勵他們來他的辦公室討論他們的困難和迷惑。Harry也做過小店店員，他知道怎么去抓住曾經的自己的忠誠。塞爾福里奇先生是個資本家，而非慈善家。他對顧客和員工付出的“善意”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塞爾福里奇百貨很快成為了倫敦以至于英國的奇跡。它不僅讓顧客買到自己所需的，還讓顧客意識到自己還想要更多，更多，以至于更多（出自于Lindy Woodhead所著的Shopping, Seduction & Mr Selfridge）。塞爾福里奇先生不會想到，在幾十年后，英美學界將進入到集體批判消費主義和商品社會的學潮中，絢爛的百貨公司將成為消費誘惑原罪和社會階級分化的最佳佐證。在他個人看來，購物就意味著富足、愉悅以至于幸福。他對女權、思想或政治毫無興趣：“如果你不能抓住顧客的愿景并提供一次獨特的美好體驗，那這一切有什么意義？”中外電視劇對歷史的處理都有狗血的嫌疑。在我看來，《塞爾福里奇先生》可以改名為《實習醫生格蕾之穿越百貨篇》。塞爾福里奇個人及其家人、合伙人、員工、合作對象的八卦在劇中被渲染得無微不至。但至少，劇中的Harry保留了一些一個世紀以前那個資本冒險家的特質：大膽進取到自己都害怕的程度，天真妄為到傷害所有所愛之人的地步，還有自私，刻骨露骨的自私，對他來說那與自尊一樣是不可或缺的品質。自私是一切資本積累和商業冒險的原始動力，在那個世界里，自私能帶來福祉。最后還是說說那個小男孩Harry的結局。50歲時他帶著出身高貴的妻子、可愛的兒女和操勞一生的母親來到英國，創造了輝煌的事業，然而人生總是無常，二戰的烽煙讓他一再受挫。倫敦是當年空襲的重災區。他不得不看著自己親手建立的仙宮一次次被炸得體無完膚。若有家人的陪伴，他或許還能支撐著重振旗鼓。然而其妻子和母親在戰前便先後離世。他開始酗酒，賭博，包養各種各樣的情婦，無可避免地破產，最后被趕出自己的百貨，在著名的倫敦環城大巴上討生活。終于他于91歲高齡凄然長逝，帶著他那一部自私的圣經被葬在母親和妻子墓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