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68.html 一切終結于一場婚禮：法布里奇奧和那個“單純”的女孩結婚了；喜慶的現場吉娜流著淚吻著那些孩子；老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都在自己既定的生活軌道里——法布里奇奧說：“意識形態就是假期。”吉娜說：“現在是結束的時候。”當他們完整地擁有了一種現實的秩序，是完成了一場走向新世界的革命？還是解構了一次沒有暴力出現的虛構革命？ 而在回歸現有秩序的婚禮之外，為什么凱撒還在給孩子們講解《白鯨》？一個呼喚自由的人，一個批判法西斯的人，一個在“解放日”書寫著意大利革命歷史的人，是不是在現場之外還在構建著革命？兩種場景被分隔開來，是“革命前夕”的迷失和革命之中的持續，未來將走向哪里？秩序怎么建立？在一個被終結的電影里，其實革命也成為了一個沒有答案的詞：它已經發生，它正在發生，它將要發生，而其實，它似乎永遠沒有發生，因為，“響起的鐘聲飄蕩過整個過城市，他們睡得很熟。” “他們睡得很熟，這真是一個丑聞。”字幕寫在那里：“許多事情注定得發生，我注定得承受痛苦，你注定得飽受折磨。我存在是因為你的存在，現在我很安定，扎根在了一個地方。但我感覺自己再也不存在了。”法布里奇奧的開場白，在距離那場婚禮還遙遙無期的時候，他說到了“我”，說到了“你”，說到了存在，一種人稱的關聯只趨向于建立“我們”的關系：是因為我承受了痛苦，所以你必須飽受折磨；是因為你存在，所以我存在，但是，當“我感覺自己再也不存在了”，那個你是不是也早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其實從來沒有機會結合在一起，就像最后在威爾第的歌劇《麥克白》演出的儀式現場，吉娜坐在底下的座位上，法布里奇奧和未婚妻坐在上面的包廂了，他們的眼神交匯在那里，但根本不是建立“我們”的一種形式——當法布里奇奧再次尋找吉娜的時候，座位上已經空空如也；當他也離開包廂，在大廳里遇到了吉娜，“她是我需要的單純。”法布里奇奧說，而吉娜卻對他說：“我討厭威爾第。”需要和討厭已經將他們分開成彼此獨立的“我”和“你”；即使法布里奇奧問吉娜：“你比人個人都理解我，你現在還愛我嗎？”在一個不需要答案的世界里，“我們”注定會成為分道而行的人。 許多事情注定要發生，但是在革命前夕，“我們”早就變成了熟睡的“他們”，變成了丑聞中的他們，甚至這個“他們”在一個人輾轉反側、一個人孤枕難眠中也被解構成彼此沒有關聯的個體，熟睡而假裝醒來，即使遮蓋了丑聞，也再也聽不到響起的鐘聲，如此，“革命”也再也不會發生，“我認為自己經歷了多年革命，在革命之前我就經歷了很多，因為這總是在革命之前。”革命前夕，不是等待革命，不是需要革命，而是在革命到來之前，“我們”已經不存在了，“他們”早已經在丑聞式的熟睡中，整個世界或許只有凱撒還在那里講述者革命英雄主義的《白鯨》，還在期待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暴力革命。 為什么會熟睡？為什么不會醒來？為什么不會成為“我們”？塔列朗的引語似乎解析了為什么革命會在革命前夕覆滅，“那些沒有生活在革命爆發前的那個年代的人，無法理解生活是多么甜蜜。”革命前夕，只有生活在這個時代，才會感覺到生活的甜蜜——這是一個悖論，當生活得如此甜蜜，怎么還需要革命？既然不需要革命，革命前夕的時代就是歷史中的一個虛位，它不提供革命的必然性意義。法布里奇奧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吉娜是生活甜蜜的女人？“我們”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和女人？在“意識形態只是假期”的世界里，在革命前夕放棄革命或許就是一種甜蜜的生活，所以熟睡而聽不到鐘聲，所以在沒有暴力的現實中走向一場婚禮，所以在愛情還存在的時候分道而行。 但是，在革命前夕，他們卻感受到了一種死亡，法布里奇奧的朋友阿戈斯蒂諾無疑是需要革命的人，無疑是不熟睡的人，他被學校開除，他離家出走，他騎著自行車，摔倒在那里，“這一次是為了我父親。”再次摔倒，“這一次是為了我母親。”第三次摔倒，“這一次是為了我。”摔倒就像是行為藝術，他是想要和這個讓他痛苦和備受折磨的世界告別，所以在那條河流里，“這是我第一次游泳”的他在冷水中死去，當這一種死亡被命名為“自殺”，是不是一個無產者的行為藝術？“我和自己斗爭，我只能逃避。”逃避而選擇自殺，是另一個自己殺死了自己，也是自己想要殺死活在革命前夕的這個時代，以及活在甜蜜生活中的人。他騎著自行車，法布里奇奧說：“我的父母是個賊，他們是愚蠢的人。”阿戈斯蒂諾問他：“你有什么資格評判他人？” 阿戈斯蒂諾死了，在連續三次摔跤而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殺死了自己，是走向了和法布里奇奧相反的路，不評判他人，卻以自死的方式評判了自己。而法布里奇奧呢？似乎永遠在評判他人的行為中為自己辯護。而吉娜呢？一個“傳播思想、玩三角關系、一天洗三次澡”的女人，一個帶著米蘭時尚生活的女人，是不是也是生活在革命前夕的甜蜜中？她不像阿戈斯蒂諾是個無產者，是個自戕而尋找解脫的人，當然她也不是如法布里奇奧那樣評判他人的人，“我不喜歡成年人，甚至不喜歡我自己。”她否定了自己，是因為在她看來，“只有一個辦法能治愈我的痛苦，那就是別人。”她以別人為參照物尋找生活的意義，當他人成為自己的背景，當尋找他人為自己解除痛苦，這個所謂的自我也是虛無。 “吃和聽到吃，像是吃了兩遍。”這就是吉娜的生活，吃和聽到吃，是站在自己和別人立場不同的生活，而有時候“聽到吃”卻解構了“吃”本身。她和法布里奇奧是一種親戚關系，但是當這種親戚逐漸變成所謂的愛，是不是用“別人”構筑了一個虛擬的自己——在亂倫的世界里，甜蜜一定是痛苦，選擇就是逃避。她摸著自己的身體，像是“別人”在撫摸著自己，像是“別人”制造著甜蜜”；然后她吻著法布里奇奧，讓他壓在自己身上，是因為她在尋找一種“別人”建立的秩序，而一切都是為了逃避，“我在不屬于自我的房間里，它太空了， 我感覺害怕。”只有在“別人”的世界里，她才能感覺到不害怕，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 一個異化的資產階級？當那個自我被否定了，那個“別人”一定會制造另外的痛苦：在阿戈斯蒂諾的葬禮上，她對法布里奇奧說：“認為死亡同時最具生命力，我常常夢見自己的死，現實太殘酷了。”夢里她參加了葬禮，但是沒有穿黑衣服，這是一種不在場，逃避現實進入夢境，卻還是以不在場的方式看見自己的死；小女孩伊芙琳娜被父母關在樓上，吉娜看見從樹上爬下來的她，伊芙琳娜對著她唱起童謠：“露西亞編織著亞麻，變成紙張見到了小丑！小丑又跳又鬧。”一遍又一遍，吉娜瘋狂地喊道：“停下！”但似乎無濟于事，是“別人”的伊芙琳娜根本不在意她的呼喊；她找了一個富有的男人卡洛兒，被法布里奇奧看見，或者她故意讓法布里奇奧看見，當法布里奇奧生氣，“你現在自由了。”他說，而對于吉娜來說，無非是尋找到一個“別人”：“他對我就像對待妓女一樣，他打我是對的，因為我要接受懲罰，如果發生火災，發生戰爭，一切都是因為我。”一個“討厭他們，討厭孩子，討厭家人”的女人，在空虛的世界里只能如此解構自我；最后她“愛上”了一個失去了私有財產的男人，男人的地產被抵押了，那個隆巴多池塘被抵押了，“他們會帶著機器來到這里，這就是生命結束和幸存者開始生活的地方。”當資產階級失去了財產，作為吉娜是不是可以在“別人”的世界里成為無產者？這一種愛的名義還是在逃避現實，還是在制造虛無。 阿戈斯蒂諾和吉娜，代表著友情和愛情？代表著自我之死和“別人”之死？那么，當法布里奇奧走在革命前夕的時候，他所想要存在的那個“你”又是誰？一個詛咒資產階級不信耶穌人，一個說教堂成了國家無情心臟的人，一個罵父母是賊的人，一個譴責天主教扼殺了自由的人，似乎就站在了革命前夕，似乎就需要一場徹底的革命，他把阿戈斯蒂諾看成是犧牲，他把吉娜看成是自由，但是對于自己呢？永遠迷失在尋找中。他和吉娜有一次看一部“電影”仿佛就是法布里奇奧生活的那個分裂世界。黑白的影像里，突然就出現了彩色的畫面，而畫面中的人就是法布里奇奧，他從街上走過來爬到了墻上，然后在墻上行走。觀者是吉娜，一個需要“別人”解除自己痛苦的人，當她看見那彩色的世界，就如進入到和現實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如在“聽到吃”的感覺中不需要吃的生活，但是在彩色世界里，法布里奇奧是制造者，也是在場者，但是這個在場卻成為一種虛構：他在場，最后卻從畫面中失蹤了；這是1962年復活節前夕，但是彩色世界里卻是樹葉泛黃的秋天。 為什么黑白世界會有彩色的場景？一種顛覆就是一種革命，而這種革命就是熟睡者的自我囈語，是將自己作為在場者的虛構，“你喜歡這部電影嗎？”他問吉娜，就像愛上吉娜一樣，法布里奇奧就是在這樣的虛構中尋找革命的意義，當吉娜和卡爾羅在一起，法布里奇奧和朋友去看了一場電影：戈達爾的《女人就是女人》，一種影像化的革命實踐，法布里奇奧看完之后對朋友說：“電影是一個時尚問題，時尚是一種道德問題。”他把電影看成是一種時尚，卻把時尚看成是一種道德，所以他批判電影就像批判道德：“我無法忍受這些電影。”所以他批判革命，“人們盲目地接受一些東西，這讓我害怕。一天的革命是沒有用的，我需要一個新人，一個新世界。”所以當把革命的電影看成是道德問題，當把“意識形態”看成是假期，他只能進入到自己的那個彩色世界里，成為自我革命者。但自我革命的彩色世界又必須讓他人觀看，所謂的愛情，所謂的階級，所謂的社會，所謂的宗教，在批判中才能證明一種革命性，而當這樣的革命性成為自我的游戲，在革命前夕經歷了諸多的革命，也其實是一種熟睡的狀態。所以在法布里奇奧的革命觀里，創造一種新秩序最后還是變成了“她是我需要的單純”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這不是一天的革命，當然這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而對吉娜說的那句“只有你能理解我”又讓自己在迷失中標注了一個看不見革命真正意義的“丑聞”。 革命前夕，有阿戈斯蒂諾作為犧牲者的自我戕害，有吉娜作為虛無主義者的自我逃避，有法布里奇奧渴望建立新秩序的自我迷失，他們都是在熟睡狀態中，看見了革命的影子。但是當這一切都遠離了真正革命，凱撒是不是就是一個成長起來的革命者？他用理論抨擊意大利現實，他認為自己的理論不被人理解，他渴望人們找到世界的精神性意義，但是當吉娜要離開帕爾馬去往米蘭的時候，他跟在她的身后為她提包——當他說“人在特定環境下創造歷史”，實際上他還只是一個等待者：等待者機會，等待著特定環境，在盲從的世界里，或許他只能用革命英雄主義的《白鯨》武裝自己，一種文本，一種小說，何嘗不是革命前夕如熟睡一樣的虛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