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前看的，因為朋友今天看了另外一部跟此相似的《奇異恩典》，因此想到這一部。那個夏天的收獲，現在回頭再看，還是離真理生命的源頭遠了些，還要再經歷緊接著的晚夏、深秋和隆冬。】 471年前的7月6日，托馬斯?莫爾被殺。 以前我只聽說《烏托邦》的作者是被當權者殺害的，直到幾個星期前，我才進一步知道他被殺的具體原因：他沒有宣誓承認當時的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王后的離婚為合法，也不承認亨利八世為基督教會的首腦。 那是今年初夏的一個中午，我與一位好朋友路過亮馬河附近的一家音像店，看看有無關于歐洲歷史方面的片子。 店主說，好像沒有。這不奇怪。就我和那位朋友幾年來的經驗，這一類的DVD的確少見，因此也只是打聽一下罷了。 但我們還是希望有意外的發現，加上時間從容，便繼續在貨架間尋找。像往常一樣，滿眼是那些常見的封面，看上去都與我的目標無關。 就在我準備放棄這一次的尋找之時，我聽到朋友叫我： “看看這個怎樣？” 我從靠里面的一排過道轉身走回中間的一排，接過朋友手中的一盒DVD，“是講亨利八世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那位朋友和我對所謂“帝王將相”的故事越來越沒有什么好感，大多無非打打殺殺、弱肉強食，所謂謀略、聰明才智不過用在比誰更恨、更會控制、利用人，逞能、自以為是罷了。亨利八世似乎也不例外。 淺古銅色的封皮上印著磚紅色的英文大字：A MAN FOR ALL SEASONS；下面是一張以黑黃為基調的大照片：兩個幾乎并肩坐著的男人，明顯不是現代人的打扮，左邊的那位穿著看來豪華些，一身金黃色為主的袍子，斜眼盯著身邊那位似乎在沉思的黑衣人；仔細瞧，照片下端印有三行白色的英文小字：1966 WINNER OF 6 ACADEMY AWARDS INCLUDING BEST PICTURE；照片與上面的英文大字之間夾著不甚起眼、同樣為磚紅色的四個漢字：日月忠精。 翻過來，左上方是三幅小劇照，里面的幾個人也都不是現代歐洲人的打扮：黑袍子、紅袍子之類。下面一大片印有綠色的英文字，介紹劇情及出版公司、演職人員。中間偏下方則夾著四行極小的黑色漢字，須定睛才看得進去： 本片根據歷史真實故事改編而成。十六世紀，好色之徒英王亨利八世見異思遷，愛上了安妮，于是想與王后離婚，他斷絕了與羅馬教皇的聯系，以免受到制約，但他仍必須尋求國內貴族的支持，因而他要求大法官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在他的離婚法令上簽字。托馬斯?摩爾是一個講原則而又富于理性的人，他是當時英國著名的政治家，并著有有深遠影響的《烏托邦》一書，他在此時則被置于一個兩難的境地：是不屈服于腐敗國王的淫威而堅持原則，還是向好色暴戾、無可救藥的亨利八世低頭？最后，他辭去了大法官的職務，并拒絕簽字。他與國王矛盾的激化使他最終被亨利八世陷害而死，他留給后人的則是一片丹心。 這是DVD中文劇情介紹的典型語言，沒什么吸引人的，但故事本身卻頗有深意：在十六世紀的英格蘭，堂堂一國之君與其王后竟然有“離婚”一說，且在此事上竟受制于羅馬教皇。三宮六院、妻妾成群難道在當時的世界不都是天經地義的？作為臣子的托馬斯?莫爾何必因國王的婚姻而冒犯統治者。好好的大法官不當，為了什么原則，難道原則比命還重要？ 我們問店主，片子質量不好可否退換，店主說沒問題。我就付了款。出音像店，我的朋友下午還要上班，而我按計劃去圖書館借書，我們道別，相約晚上再見時一起觀看。 觀看的過程是賞心悅目的，最令人難忘的是其中的對白，這與我們對于那些在近年來獲得奧斯卡獎的片子的印象大相徑庭，也正是這一點增進了我對于那一段歷史的興趣。 而臨近影片的末尾，已不僅是興趣使然，我們仿佛在與一位偉大的朋友惜別。莫爾最終被判犯了叛國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站于斷頭臺上，說道： “國王要求我說得簡短， 我是國王忠順的臣民， 我自然會說得簡短： 我作為陛下的忠實仆人而死， 但我首先是上帝的忠實仆人。” 接著，蒙面的劊子手向莫爾單膝跪下，莫爾告訴他： “我原諒你，真心如此。” 劊子手站起，莫爾靠近他，補充道： “別害怕你所肩負的職責。你在送我到上帝那里。” 一旁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問道：“托馬斯爵士，你很確信嗎？”莫爾答道： “他不會拒絕一個滿懷欣喜前往他那里的人。” …… 莫爾離開了他的家人，離開了他的朋友，離開了我們，去了他欣然前往的地方…… 夜里，我們不能入睡。 多虧互聯網以及紫竹院旁的圖書館，我們很快知道，莫爾的離別是在1535年7月6日上午9點，一個夏日的早晨。莫爾最終是從倫敦塔離開的，那里距離他的出生地不過兩公里。在此57年前，他降生在一個富有的律師家庭，受洗之后，父母給他起了一個在當時為幾乎所有的倫敦人都熟知的名字：托馬斯（Thomas）。 兩位托馬斯 托馬斯這個名字之所以在15世紀末的倫敦盡人皆知，原因在于這座城市在12世紀末出了一位叫做“托馬斯”的基督教圣徒，他就是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生于約1118年，做過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后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同時代的人稱為“倫敦的托馬斯”。雖然相隔近360年，兩位托馬斯的出生地卻僅僅相距不到20米！不只是近鄰，更加驚人相似的是，兩位托馬斯竟都是因為反對國王試圖擺脫并控制教會而被名為亨利的國王所殺，兩位托馬斯都曾經被最終殺害他們的亨利國王任命為大法官，而他們最終也都被羅馬教廷追封為圣徒，然而至此，巧合還沒有結束——到了上個世紀的60年代，關于這兩位托馬斯的電影接連上映，并都獲得了奧斯卡獎，名為Becket的影片是在1964年，而A Man for All Seasons就在兩年之后！ 無論怎樣解釋這些巧合，至少有三點看來是明確的：其一，在兩位托馬斯之間的四個世紀當中，在英格蘭境內，國王與基督教會的爭執不僅存在而且有時是事關重大、甚至是致命的；其二，在這種爭執當中，與國王對抗的有原本是國王陣營中的顯赫人物，他們在最終反叛了王權的擴張，直至獻出生命；其三，此類沖突在現代西方世界也仍然沒有從人們的視角中完全退出，而沖突中的人物及其遭遇和選擇成為了現代西方文藝創作的源泉之一。這些現象說明了什么？對于身處此類沖突所在社會傳統之外的觀察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教會的存在顯然是王權在中世紀的英格蘭進行專制統治的一大障礙。托馬斯?貝克特與亨利二世的沖突在于后者不滿前者維護教會的司法權不受王權控制，而到了托馬斯?莫爾，亨利八世不滿于他任命的大法官在自己離婚問題上采取拒絕支持的立場，不僅如此，莫爾還拒絕承認國王為教會的最高領袖。國王控制王國的一切，教會在王國之中，國王控制教會——這是自然而然的，不然怎么叫國王呢？然而，英格蘭的國王為何在中世紀至少四百年的時間中未能完成對教會的統治（在兩位托馬斯之間的1215年由英王約翰被迫認可的《大憲章》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明證，其中第一條就明確了所謂“教會的選舉自由”不受侵犯的原則）？回答這個問題無疑需要對英格蘭以及更廣闊的歐洲歷史進行深入的探索，尤其是基督教在歐洲傳播的漫長歷程。對此，我始終難忘美國歷史學家布萊恩?提爾尼（Brian Tierney）的見解，尤其是他在1964年出版的《1050至1300年間教會與國家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 1050-1300 with selected documents）一書開篇的文字： …… 在比大家庭的系統更大更多樣的群體之中維持秩序和統一是件復雜、困難的事情。長遠來講，光靠強力是不夠的。最通常的措施是賦予控制國家強制機器的統治者一個神圣的頭銜，充當人民宗教的領袖和象征。遠古社會通常將魔力歸于它們的首領；埃及的法老、秘魯的印加國王、日本的天皇都被尊崇為神人；羅馬皇帝兼有大祭司的稱號。…… 因之，我們就不必驚訝中世紀的統治者也追逐精神及世俗的最高權力了。真正例外的是，在中世紀時期的歐洲，聲稱擁有這頭銜的至少總有兩個要求者，每一個都指揮著一套龐大的政府機器，一個又一個百年過去了，誰都未能徹底地主宰對方，如是之故，二元并存的局面持續不斷，…… 恰恰是兩種權力結構爭相獲取人的擁戴這一存在本身，而不是僅有單一權力的強制服從，大大增加了人自由的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在實際生活當中，中世紀的人們發現自己不得不根據良心或自利而在向他們要求效忠的相互沖突的呼吁之間做出抉擇。 造成這個二元并存的獨特局面的原因恐怕是極為復雜的，首先也許與原始的基督教義對于精神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劃分有關，而這里的淵源可能要上溯到古代希伯來社會中的“先知抗議”（prophetic protest）傳統。根據《馬太福音》的記述，這個劃分是耶穌在回應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時做出的。《馬太福音》上說，法利塞人集合起來商議，想從耶穌的話中找出把柄從而陷他落入圈套，就打發自己的門徒連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老師，我們知道你講的是實話，不管他人怎么想，你都忠實地傳上帝的道，因為你不看人的地位。請告訴我們你的看法：是否該向凱撒納稅呢？”耶穌知道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善良的人哪，為什么要陷害我？拿一個納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給了他一枚。耶穌問他們：“這上面的像和名是誰的？”他們回答：“是凱撒的。”于是耶穌對他們說：“讓是愷撒的物歸愷撒；是上帝的物歸上帝。”他們聽了這話，頗感詫異，就離開他走了。然而，這種言語上的劃分本身即是微妙的，落實到生活之中，又該如何做到呢？后來的基督教發展史表明，基督教不同的教派之間對于這種劃分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和實踐。生存下來并獲得廣泛傳播的教派是從耶路撒冷逃亡出來的一支，他們是基督教第一個殉道者斯提反（Stephen）的追隨者，在斯提反死后，這些猶太人返回了原先在希臘化世界建立的散居地，通過他們而皈依的有散居在外講希臘語的猶太同胞，也有那些“敬畏神的”非猶太人以及皈依猶太教的人。到了四世紀，基督教得到羅馬皇帝認可，在此期間逐漸產生的東西方教派的分歧對之后歐洲歷史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在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圍的基督教派視羅馬皇帝為教會的首腦，而在北非和西歐，那里的教徒紛紛建立起遠離政治中心的修道院，并在理論上對凱撒之物與上帝之物的劃分繼續做出闡發，對于他們，無論皇帝還是國王都不能同時是教會的領袖，因為教會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耶穌及其使徒。當然，無論皇帝還是國王并不會因為西方教會堅持國家與教會領域的劃分就放棄了專制統治的傾向，他們在許多時候曾一度成功實現了對教會的兼并，許多教會的所謂神職人員實際就是國家的官員，似乎西方教會也不能免于淪為國家統治工具的宿命，畢竟，西方教會也是由人組成的，在強權和財富面前，有幾個會無動于衷？然而，西歐的國王和皇帝們不僅未能一勞永逸地完成對教會的收編，他們在中世紀的數百年間對世俗權力的掌控也算不上成功，到了中世紀結束的時候更是離“虛君”的地位不遠了。究竟該如何解釋這個有悖常理的現象？在我看來，托馬斯?貝克特和托馬斯?莫爾這樣人物的存在是造成此種局面的關鍵因素之一，他們的生命抉擇使得基督教義關于精神與世俗的二元分立不致全然流于空談，更為根本的是，他們的生命抉擇意味著世俗的價值不總是能支配一切的，在他們生活的世界中，服從皇帝或國王并非天經地義，歷經多少代人累積生成的關于上帝的信仰及其知識傳統給帝國或王國之中的人們提供了進行判斷選擇的可能。 烏托邦與上帝之國 在當今世界，托馬斯?莫爾的名字最與《烏托邦》以及共產主義思想運動的先驅聯系在一起，他同時也被認為是西歐人文主義學者的代表。從這些名聲推斷，莫爾很可能是一名拒斥基督教傳統的積極分子，至少他也許應該支持當時的“新教革命”。果真如此的話，莫爾也就可能站在亨利八世的一邊，因為這個英格蘭王在歷史上正是以反對羅馬教廷著稱的，他與凱瑟琳王后的離婚案即為跟羅馬教廷決裂的起始。然而，莫爾卻正是因拒絕宣誓承認亨利八世的離婚為合法而被這位國王殺害的，最終被羅馬教廷追封為圣徒，不僅如此，莫爾生前還多次與歐洲大陸的新教革命領袖馬丁? 路德進行激烈的論戰。這一切都集中在莫爾一人身上的現象似乎是矛盾的。不過，只要進一步了解莫爾的生平及其著述，就會看到這種矛盾是自然的，而如此復雜多樣的情形正反映出中世紀晚期西歐社會的多元格局，不光有國家與教會的分立，即使在基督教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在個人的思想觀念中都可能不是單一的。 首先要澄清的是所謂“人文主義”。莫爾的好朋友之中有一位名叫伊拉斯謨（Erasmus）的，這位荷蘭神父同樣被稱為西歐人文主義學者的代表，他們所代表的人文主義并非以世俗價值代替宗教信仰，而是利用當時西歐逐漸復興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學藝術來對基督教的信仰進行重新詮釋，他們強調修辭和語法在增進人類理解力上的重要性，而在此之前盛行的是側重邏輯思辨的所謂“經院神學”。 關于莫爾的名著《烏托邦》，其中描繪的財產共有的社會形態經常被后人與十九世紀在歐洲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聯系起來。從向前追溯的角度看，這其實早就是許多基督教團體的特點。至于烏托邦的其他特色，在很多方面都是與后來的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那里并非一個黨派的持續統治，更像是古希臘城邦的共和民主政治，那里的人大多信仰一個超越人類的神，認為人在死后靈魂會受到獎勵或懲罰，不過人們在具體的信仰上卻并不強加對方，在烏托邦的創立者看來，即使只有一種信仰是正確的，那也得讓真理通過自然的發展表現出來才行。當然，烏托邦人的宗教寬容也有其限度。對那里的人而言，認為靈魂隨身體一起死去的觀念是低等、野蠻的，任何宣稱此種觀念的人都將被排除在公職之外，這樣的人也被禁止為自己的觀點作公開辯護。烏托邦也有神職人員，但數量極少，因為要非常虔誠，且由民選產生。從思想的淵源看，莫爾的《烏托邦》不僅受到柏拉圖《理想國》的影響，還有作者最為推崇的奧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莫爾在早年學習法律時就曾受邀在倫敦的一座教堂講授這部巨著。當然，《烏托邦》的地理原型顯然是英國本身，莫爾借本書譴責了當時在英國發生的大規模圈地運動以及倫敦商業行會的壟斷行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個人通過著述全盤勾畫理想社會形態的行為屢見不鮮，《理想國》、《上帝之城》、《烏托邦》不過其中幾個知名的成果。 相比人文主義和共產主義，更加反映莫爾的思想和生活本質的是他對基督教信仰以及世俗生活的態度。莫爾出生時，基督教已傳入英國一千多年。根據伊拉斯謨的記述，莫爾在撰寫關于《上帝之城》的講義時幾乎決定要成為一名神父，但他感到自己不能克服結婚的渴望，因此“寧愿做一個忠誠的丈夫，也不愿是一名不忠的神父”。莫爾所承襲的基督教傳統使得他在剛剛成年即面臨一個抉擇，而這正是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核心問題：在世俗與精神之間，人究竟應該選擇哪種歸宿？莫爾的一生見證了他不停地在回答這個問題，他想知道人是否可以在塵世之城生活的同時也能生活在上帝之城中。1505年初，26歲的莫爾結婚了，新娘是16歲的簡?科爾特（Jane Colt），埃塞克斯郡地主約翰?科爾特爵士的大女兒。而就在結婚前，莫爾再次處于抉擇的境地。根據莫爾的大女婿威廉?儒泊（William Roper）記載，莫爾其實原本喜歡的是科爾特爵士的二女兒，但莫爾感到大女兒會因自己的妹妹先出嫁而憂傷，因此最終選擇了簡。婚后，這一對夫婦租住在倫敦，伊拉斯謨是那里的常客，在他的筆下，那是個溫馨幸福的家庭。伊拉斯謨說，莫爾盡其所能幫助來自鄉村的簡學習文學和音樂。然而這段光陰只維持了6年，1511年夏天，22歲的簡突然去世，具體緣由不得而知，但從伊拉斯謨的信件可以看出，這是在簡生下第四個孩子后不久，頻繁的生育以及瘟疫可能是決定的因素。讓人驚訝的是，莫爾很快在這一年的初秋再次結婚，妻子是商人約翰?米多頓（John Middleton）的遺孀愛麗絲?米多頓，長莫爾8歲。后來的傳記作家一般將這次迅速的再婚歸結為莫爾出于維續和照顧家庭的考慮，他那時畢竟有4個年幼的孩子需要養育，最大的不過6歲，當然，這次婚姻是得到一位友好的神職人員特許的。愛麗絲除了照料莫爾的3個女兒和1個兒子，還有她和前夫生的女兒。在伊拉斯謨看來，這個重組的家庭是安詳和睦的。大女兒瑪格麗特回憶說，她見過父親生氣的時候只有兩次。整個家庭仿佛一座修道院，或者一所學校。正常情況下，每天早晚各有一次全家成員參加的祈禱，誦讀圣經以及有關圣經的評注。莫爾本人一直在外套之下身著懺悔者穿的粗毛襯衣（hair shirt）。家里禁止打牌。莫爾與愛麗絲一起學彈魯特琴（lute），除了學習音樂，愛麗絲極為喜愛參與有關教會事務的討論，竟至耽誤吃飯的地步。當然，夫婦間也有爭吵的跡象。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莫爾說，一旦你有了妻子，那你就別想沒有煩惱。不過，歷史學家們認為，氣氛通常是戲謔式的，他們還認定，莫爾很可能是第一個認真對待女性教育的英國人。莫爾曾告訴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師，說女性的博學是個新發展，女性應與男性一樣獲取學問。莫爾的大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是最好的證明。她和弟妹們以及來自其他家庭受到莫爾監護的孩子們一起學習神學、拉丁文、希臘文、邏輯、幾何、天文學、哲學，歷史學家們認為她恐怕是當時學問最淵博的英國女性。莫爾讓孩子們記誦并解釋聽到的布道詞，鼓勵她們進行拉丁文與英文之間的互譯練習，每當自己外出時都會給家里用拉丁文寫信，希望孩子們以同樣的風格回復。這樣的通信一直持續著，直到莫爾去世的前一天。本來，這些通信與這次婚姻一道很可能會持續得更久些，是莫爾在54歲時做出的生命抉擇斷送了這種可能，而這一次的抉擇即是他早年抉擇的延續和終結。 莫爾放棄了成為神父的打算，很可能也受到他父親約翰?莫爾的影響，他在講授《上帝之城》時已經是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的學生了，而他的父親年輕時便就讀于此。由于父親的社會地位，莫爾從小就生活在倫敦上層的圈子里，7歲進入圣安東尼教會學校，那里的學生通常會升入伊頓公學，而莫爾的前程則更為優越。12歲時，他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大法官約翰?默頓（John Morton）的小侍從。這一段為期兩年的生活不僅延續了以往學校教育的部分內容，比如與修辭有關的演說、辯論以及戲劇，還有服務于當時英國僅次于國王的最上層家庭的生活體驗。后來升入牛津大學和步入極具政治影響力的律師行業都為他踏進權力中心做好了準備。莫爾在26歲即當選下院議員，32歲成為倫敦司法副官（under-sheriff），37歲時兼任林肯律師學院的高級講師，而就在這一年，他受到亨利八世的任命出使弗蘭德斯，參與英國與低地國家關于貿易協定的談判。這一切看來都是那么得順理成章，莫爾能在后來高升大法官也就沒什么奇怪的，令人不解的倒是，他為何在54歲辭去大法官的高位而與欣賞他的亨利八世作對以致身首異處？進一步了解莫爾的經歷，可以看出他最終的反叛卻也是自然而然的。早在林肯律師學院之前的律師預備學校讀書時，莫爾就開始對國王的特權問題產生興趣，那時他已經學習過教會法和普通法。根據儒泊的記載，莫爾在最初作下院議員時曾經反對過亨利七世增加稅收的議案。莫爾在《烏托邦》之前的第一部著述名為《理查三世的歷史》，以傳記的形式描繪了這位篡位君主的惡行。到了1509年4月亨利八世登基時，莫爾專門寫詩慶祝亨利七世專制統治的結束，稱“自由的春天到來了”（here’s freedom’s spring）。而即便后來亨利八世邀請莫爾加入他的星座法庭顧問團時，莫爾也并非欣然接受，而是經歷一番掂量的，這種內心的斗爭甚至出現在他當時創作的《烏托邦》之中。書中的莫爾與去過烏托邦的Hythlodaeus爭論是否應該為君主服務。Hythlodaeus的回答是截然否定的，他認為學者服務于國王比當奴隸好不到哪兒去，那里唯一可行的就是虛偽和諂媚，好人活不了。書中的莫爾承認，事實也許是如此，但他指出，如果學者不向國王提出建議，情況會更糟糕，學者應通過各種實際的辦法對現狀加以改善。Hythlodaeus對此不以為然，認為只有徹底的變革才是有效的，而烏托邦就是這樣，那里沒有國王，甚至沒有貨幣、私產。現實中的莫爾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亨利八世的任命，但他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告訴好朋友伊拉斯謨，因為后者和當時一些人文學者是反對為朝廷效力的，他們認為這會腐蝕自己的獨立原則。 從1517年8月到1532年5月，莫爾一直跟隨亨利八世左右，從傳記作家的記述來看，兩者在這一段時期大體上維持著默契的君臣關系。亨利八世自己曾經告訴莫爾要首先服務于上帝其次才是國王，在這將近15年的歲月中，對于莫爾，忠于國王與忠于上帝幾乎是一致的，他在輔佐亨利八世通過議會征稅以及跟法國、神圣羅馬帝國外交談判的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莫爾眼中，亨利八世看來不會成為他父親那樣的專制者，自由的春天似乎可以持續下去了。1521年，亨利八世甚至因撰寫譴責馬丁?路德的書而獲得教皇的稱贊，被授予“信仰捍衛者”的頭銜，莫爾本人即是此書的作者之一。然而，哪位野心勃勃的君主還會有自知之明而主動限制自己的權力？莫爾對此是清楚的，他曾告訴女婿儒泊，別看陛下對我這么好，若我的頭能為他換得法國的一座城堡，他決不會猶豫的。最終，羅馬教廷成了亨利八世征服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原因在于千里之外的教皇掌握著他在婚姻上的決定權。這個障礙對于除西歐以外的當時世界其它國家的君主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從1527年開始，亨利八世反復提出與王后凱瑟琳離婚的要求，因為他要與王后的侍女安?波琳（Ann Boleyn）成婚。這對當時世界的大多數君主而言也根本不是什么難題，皇帝不必與皇后離婚，將新寵立為嬪妃就是了。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亨利八世卻不能為所欲為，他提出離婚的理由還得從基督教的《圣經》中找，說凱瑟琳原本是他亡兄阿瑟（Arthur）的遺孀，娶嫂子為妻是《利未記》（Levitcus）明令禁止的。不過，這在當初不僅是亨利八世自愿，還得到了教皇的特許。這一次，亨利八世的離婚要求遲遲不得教皇的同意。這促使他最終與羅馬教廷決裂，終于在1533年5月，由他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宣布他與凱瑟琳的婚姻無效，6月1日，安?波琳正式加冕王后。亨利八世在前后的幾年中經議會通過一系列法令，宣布英國教會不再效忠羅馬教皇，英王才是英國教會的首腦。莫爾早在1532年5月16日即辭去大法官的職務，因為在此前一天，教會的主教會議已接受了國王的領導。最終導致莫爾被判叛國罪的是1534年初通過的“繼承法”，規定全體成年臣民都要宣誓承認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的婚姻違法了上帝的律法，認定亨利八世與安?波琳王后的子女為法定王位繼承人，拒絕宣誓者即等于犯了叛國罪。輪到莫爾被召去宣誓，他其實并未拒絕宣誓，而是選擇了這樣的做法，他在現場閱讀“繼承法”后，對審問他的人說道：“我的目的不是指出這個法令錯了，或制定這法令的人錯了，或是任何對此宣誓的人錯了，我的目的也不是責怪任何其他人的良心。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的良心讓我不能對此做宣誓，不然，我的靈魂會永遭詛咒的。” 然而，究竟是什么樣的“良心”不能讓莫爾做這樣的宣誓？畢竟，包括莫爾家人在內的全體臣民幾乎都宣誓了。既然不能，為何又不直截了當地拒絕宣誓？在之后一年多的關押中，莫爾多次受審，他每次都將自己的選擇歸結為受“良心”的左右，但每次都拒絕說出他的“良心”究竟為何，而這正是他的真實選擇——一個困境：他不想因為自己的立場而被定罪為叛國，因為他認為自己并沒有叛國，相反，他認為這樣做才是真正忠于國王的，他也不想做殉道者，因為他說自己并沒有勇敢到去獻身的程度，他顯然留戀自己的家人、朋友，然而，他同時還要聽從他的“良心”。 直到在最終被判死罪之后，莫爾才宣告了他的“良心”為何，因為再沉默已無濟于事。他說：“既然你們執意定我的罪，我就將我的良心公之于眾，你們對我的控告所基于的議會法令乃是與上帝的法律以及上帝所立的神圣教會的法律抵觸的，因為任何塵世的君主都不能擅自通過任何法律代表上帝，因為我們的救主親口說過，代表他的是圣彼得及其后繼者，那就是羅馬教宗。” 莫爾的良心其實很簡單，對他來說，忠于上帝才是最根本的。他不能同意國王宣稱自己就是上帝或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因為人不可能是上帝，哪怕國王，而上帝也早有在世間的代理。 在臨刑的前一天，莫爾通過書信向家人道別，信是寫給大女兒瑪格麗特的，他在信中禱告，并叫女兒跟他一起禱告，讓上帝保佑全家，保佑所有的朋友，保佑在天國的重逢。 塵世間的四百多年過去了，他/她們是否早已重逢？ （2006年7月稿） 參考書目 Peter Ackroyd, The Life of Thomas More, Chatto & Windus Random House, 1998. Anthony Kenny, Thomas M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Alvaro de Silva, The Last Letters of Thomas Mor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0. Robert Bolt, Three Plays, Mercury Books, 1963. Orlando Patterson: Freedom: Volume I: 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BasicBook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