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一般刑偵片聚焦于案件的偵破過程，電影《12日的夜晚》將問題意識匯聚于受害者形象的復現和刑偵警察陷入的情緒漩渦。從中，我們看到的是無處不在的性別阻隔，求索真相的磨人痛苦，以及愛與惡是多么親密地糾纏在一起。 影片開頭便已打消了那種“惡有惡報”式的觀影期待。在法國每年針對謀殺案開展的800余起調查中，近20%的案件無從結案。《12日的夜晚》涉及的就是其中一個案件。 2016年10月12日深夜，警察局仍然燈火通明，一干警員在加班間隙為老警官瑪索舉行派對。同一時間、不同空間，一群年輕人也在舉行派對，一個名叫克拉拉的女孩從中退出，獨自返往家中。但她沒能平安到家。一個蒙面人等候在她回家的途中，忽然叫住她，用汽油潑灑她，點燃她，令她面目全非、慘死路邊。 既然找不到兇手，電影對克拉拉謀殺案調查過程事無巨細的闡述，就變得意味深長了起來。 負責這起謀殺案的警察尤漢和瑪索首先詢問了克拉拉的父親，在父親眼中，克拉拉聰明而開朗，“對感情很謹慎”。第二個接受詢問的是克拉拉的好友娜妮，娜妮說，克拉拉是個善良的女孩，和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 緊接著被詢問的人是克拉拉的“前男友”韋斯利，他曾同時與包括克拉拉在內的兩個女孩交往，卻聲稱這都是因為“克拉拉對我死纏爛打”。從韋斯利開始，調查發生了轉折，警察開始對克拉拉的感情經歷給予特別的關注，更準確地說，他們關注一個問題：“你們上床了嗎？” 與此同時，克拉拉也成為其他警察茶余飯后的八卦對象。 警察們認為，只有精神病患者或是極端分子才能想到“放火燒死一個女孩”。這個推測看似合情合理，卻潛藏著受害者有罪論的邏輯——正如一名警察所說：“感覺像是懲罰。” 討論很快轉向性別視角，瑪索比較了歷史上女性與男性的不同死法：“女人總是被燒傷的那一個，圣女貞德、女巫……男人被斬首、釘死在十字架上或槍決，很少被燒死。”在克拉拉謀殺案的語境下，瑪索的話提示了一種不言自明的性別偏見。難道與被斬首、釘死和槍決相比，被燒死就天然帶著恥辱感嗎？ 在女性主義研究視閾下，這種看法與“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一樣，是社會歷史建構的產物。由于歷史上被斬首、釘死和槍決往往與政治（男性主要活動的的領域）上的失敗相關聯，被燒死則更經常地與道德（女性主要活動的領域）上的污點相關聯，而政治，更寬泛地說，是事業和社會才是意義的中心，道德是附屬于政治的，正如女人附屬于男人一樣。在這種性別偏見的影響下，“燒死一個女孩”變成了“一個女孩被燒死”——被謀殺者成為主動“作孽”的人，被謀殺則是接受“懲罰”的一種方式。 于是，尤漢第二次詢問娜妮：“我想知道克拉拉有沒有談過多段感情。嫉妒是許多犯罪的催化劑。” 以娜妮提供的名單為線索，尤漢繼續調查了克拉拉的其他“前男友”：職業學校的炮友勒羅伊、玩說唱的卡拉澤特、流浪漢杜威、家暴男卡洛。在這些人口中，克拉拉的形象與親友眼中的截然不同：她被描述成一個“隨便”的女孩，“對待感情不忠”，迷戀“狂野”的性。 容易被忽略的是，克拉拉在這些“前男友”眼中也不過是一個玩物罷了。當他們對克拉拉進行蕩婦羞辱式的苛責時，實際上也在實施一種無意識的掩蓋，掩蓋自身的惡對克拉拉之死所應負有的責任。 前男友們有聲有色的“爆料”，除了將克拉拉的隱私以不盡真實的方式一一抖露，編織出一個“受害者有罪論”的陷阱之外，對案件調查的推進毫無幫助。 但在一個依舊由男權意識操控的社會中，他們對克拉拉形象添油加醋式的任意涂抹，對大部分人（包括但不限于男人）而言十分奏效，就連調查組的個別警察也欣然贊成：“她選擇了陌生的男人，我知道女生都喜歡危險的東西。” 喜歡危險又怎樣？這并不是男性的特權，也不應該成為女性的荊棘或枷鎖。電影后半段出現的優秀女警官納迪亞就是一則很好的正例。納迪亞喜歡尋找證據、審訊、核對事實等相對“暴力”的調查工作，所以她放棄了晉升更快的崗位，選擇成為一名刑偵員。這種對自我選擇的堅持，令她在工作中閃閃發光。 沿著兩性關系不斷調查的尤漢像只倉鼠一樣兜著圈子，當他第三次找娜妮詢問克拉拉的性生活時，娜妮崩潰大哭：“你問她對他和其他人做了什么，聽起來她是個蕩婦。她和他們發生關系了嗎？這重要嗎？你說她上床了，你問我是不是她的錯。你想知道她為什么被殺嗎？我知道，因為她是個女的。這就是原因。” 娜妮的哭，不僅是為了克拉拉，更是因為同為女性而意識到了彌漫于周遭的，超越了階層、行業、知識水平、圈子群體的，為男性所共有的性別偏見，它是一種如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的、女性無從躲避的屈辱——如果有什么人比女人更弱勢，那么就是死去的女人了，無從解釋，無法還口。 妮娜的這一哭，也讓尤漢終于意識到，克拉拉案難以突破，表面上是由于缺乏可靠的線索與證據，深層的梗阻卻是一個龐大的社會性別問題。通過在調查中不斷遭遇一個個富于迷惑性的嫌疑人，尤漢以一種別樣的方式體驗了現代女性在后男權社會中陷入的“無物之陣”：“分明有一種敵對勢力包圍，卻找不到明確的敵人，當然就分不清友和敵，也形不成明確的戰線；隨時碰見各式各樣的‘壁’，卻又‘無形’。” 三年后，克拉拉三周年祭日臨近之際，該案早已因為找不到兇手而停止調查。只有一名女法官還想為了克拉拉、為了女性爭取一下真相。 而對于尤漢來說，克拉拉案早已成為一個心結，他承認自己的失敗，但拒絕用“痛苦”來概括自己的感受：“他們說每個警察都有難忘的案子，沒人知道為什么，但這案子特別傷人。它一直困擾著你，直到成為一種執念。它會吞噬你，也可能毀了你。當我意識到我們調查過的每個人都可能是兇手時，我崩潰了。也許兇手不在其中，但他們本可以做到的——她遇到的每個人，包括那些不是混蛋的人，也許是她從未見過的男人。我想我們找不到他了，因為所有人都是殺害克拉拉的兇手。這是用語言表達的唯一方式。”的確，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挫敗體驗面前，“痛苦”一詞太過膚淺。 尤漢最后總結道：“男人和女人之間有些問題。” 看到這句臺詞我很驚訝，這是法語電影啊。“男人和女人之間有些問題。”如此簡單的表達，乍一讀似乎失之草率，可轉念一想，在電影迎來高潮/尾聲之際，如此含糊地形容古今中外兩性之間過于龐大、復雜以至于不可能用三言兩語澄清的問題，似乎是有意為之——因為放棄了精準，反而變得貼切。 最后談談電影的名字《12日的夜晚》。 用日期來命名一天，相當于沒有命名。它與克拉拉共享著一種終將“過去”的卑微：克拉拉被燒死的這一天，正如這幢謀殺案的命運一樣，似乎注定以不起眼的方式被時間掩埋。同時，又似乎刻意以另類的姿態試圖引起你我的注意：“死者與我們同在，他們折磨我們，好讓我們不會忘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