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戛納市長率領上千名法國老兵舉行大規模散步，試圖阻止《法外之徒》亮相戛納電影節：1945年阿爾及利亞激進分子屠殺法國移民引發塞提夫慘案，影片卻把法國政府描寫成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的納粹，法國憑什么還要資助這部電影的拍攝和上映？市長大人肯定忘了：1975年在炸彈襲擊的威脅下，頌揚獨立斗爭的阿爾及利亞影片《烽火歲月志》照樣奪得戛納金棕櫚大獎。戛納電影節能夠成為世界級的電影盛會，與其海納百川的胸懷密切相關。法國人抱怨影片讓年輕一代誤解那段歷史，作為那段歷史的另一位主角，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有同樣的感覺：為鼓動民眾反抗殖民者，“法外之徒”無所不用其極。影片左右開弓，不愿呈現某個特定群體所理解的真相和正義，以致于兩面不討好，而這正是藝術家的榮耀所在。二戰后殖民地獨立浪潮留給歐美的后遺癥之一，就是神話反抗者或將反抗神圣化。《法外之徒》以Messaoud一家三兄弟的反抗經歷，掀開了自由法國和反抗神圣的面紗：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后，FLN在巴黎開辟第二戰場，用暗殺消除不同派別的政治分歧，誘使當局鎮壓，進而激起旅居法國的25萬阿僑和阿裔的怒火。神圣、正義的反抗殖民統治居然充滿不擇手段的黑暗，神話里面有魔鬼！圍棋有句行話：惡手招惡手。法國警方猛烈報復FLN，酷刑、秘密處決成了家常便飯；后者大開殺戒，殺得巴黎警察下班后一度不敢穿制服上街。當局干脆成立了一個以恐反恐的秘密組織，大肆暗殺FLN成員，淪為道德侏儒。當祖國與自由不共戴天，戰旗為誰飄揚？用一位金發美女代表支持FLN的法國精英，編導的好惡一目了然。法國知識界的主流“愛國派”和以加繆、阿隆代表的溫和、保守派，與薩特領袖的左翼陣營的論戰之激烈，影響之深遠，甚至超過了阿爾及利亞戰爭本身。“用行動而不是言詞來承擔義務”的薩特，仿佛法蘭西愛國賊的照妖鏡，他公開號召法國人聯合阿爾及利亞人反抗殖民者，以愛國就是不讓政府傷害祖國的方式喚醒公眾。僥幸躲過數次炸彈襲擊后，薩特毫不退縮，與堅信“法國的官方政策背叛了法國的價值觀”的讓松等名流用游行、聲明、演講、輸送資金等方式幫助國家的敵人（FLN）。日益受到冷落和曲解的薩特，讓人想起阿隆所謂的“知識分子的鴉片”，淺薄、隨大流并非沉默的大多數所獨有。薩特是“躺在資本主義的溫柔鄉里咒罵資本主義的偽君子”、西方左翼“患有間歇性智力癲癇，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作，在政治狂熱的電擊之下，陷入迷亂狀態”，這些批評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卻忽視了薩特真正的價值：反抗納粹、反對美國種族歧視、批評歐洲在猶太人問題上的虛偽、1964年謝絕諾貝爾文學獎、1968年怒斥入侵捷克的蘇軍為戰犯，因冀望于蘇聯（薩特后來承認自己在蘇聯問題上撒謊）而備受詬病的薩特從未改變大知識分子獨立千秋的反抗者造型：政府無論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錯”；政府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偏激自有偏激的價值。意識到極權無法創造出公正、平等的社會，站在薩特肩膀上的西方新左派更加激進，反對跨國公司的“統治”、推崇人權高于主權、積極推動國際社會阻止種族屠殺等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空襲利比亞都能看見新左派的強硬立場對聯合國和北約的影響力。《法外之徒》闡釋了來自左派的沉痛教訓：無論理想有多么崇高和偉大，亦須以正義的方式去實現。1961年10月17日，FLN在巴黎組織游行示威引誘軍警鎮壓，三兄弟當中的老二，從事恐怖活動每每遇難呈祥，和平抗議卻慘遭射殺。法國、歐洲以自由平等著稱，為何在殖民問題上如此偽善？薩特一針見血：“因為我們大家都從殖民剝奪中得到過好處。”價值觀的迷失、戰爭的骯臟與血腥、輿論界左右兩大陣營的分歧、軍隊的叛亂，讓法國瀕臨內戰的深淵。1958年復出政壇的戴高樂將軍，決意讓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決定前途和命運。1962年7月5日，阿爾及利亞宣布獨立，《法外之徒》戛然而止。在細節處理上，影片的藝術成就或許不值一提，但在肯定阿爾及利亞獨立具有合理性的前提下，反思戰爭雙方的惡行，“有如干將出匣，寒光迫人”，令表現愛爾蘭獨立戰爭的《邁克爾?柯林斯》（1996年威尼斯金獅獎）、《風吹稻浪》（2006年戛納金棕櫚獎）等著名的歐洲左翼電影黯然失色。（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