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著了，我睡在我的影子里。 不知道街墻上的那張電影海報是否已經換了新檔期，不知道路上走著的人是否擔心愛情的擁擠，不知道哪一家商店又一次揮了淚跳了樓，不知道那張影碟會在哪一個時刻突然自殺。現在是11月24日凌晨1點34分，我已經看完了兩個片子，燈關了，窗簾拉上了，閉著眼睛胡亂往機器里塞了一個碟子。那道低寒的金屬亮光在手上劃了一個傷口，一根黑色的細線伏在夜晚格外蒼白的肌膚上，我設想的下一步殺人計劃。 睡吧，腳趾有些發冷，整個冬天都是那種隔夜食物的味道。電視機升上一長串警示，很有耐心地看完，我聽到隔壁一場牌局散后的歡語相送，在樓道口，一個神情困鈍的女人，撫著坐得虛浮的臀部。很好的旗袍，一路開衩到最高尺度，絲線的氣味，一朵邊角泛黃的弄堂白玉蘭。 1947年，整個世界都在為戰爭忙碌著，電影還是黑白的，連帶著那些炮火紛飛的記憶也是黑白的。只是亂世已經太久了，停電的舊工業時代的夜晚，一個人坐在筒子樓的亭子間里，裹著厚厚的一件夾棉大衣，滿懷饑餓與無望，不是《萬家燈火》的虛假繁榮，有的只是《一江春水向東流》。那一年，27歲的張愛玲成名多時，停筆兩年，復出后的第一個作品《華麗緣》，1947年4月發表在《大家》的創刊號上。“一個行頭考究的愛情故事”，副標題說的似乎也是上一個電影《不了情》，桑弧與張愛玲合作的第一個電影，擔綱男女主演的是當時最走紅的男星劉瓊和息影多年再度出山的陳燕燕。 陳燕燕這個名字，我已經全然沒有印象了，就算有，也只是和黎灼灼、黎莉莉、陳波兒這樣的名字一樣，找到了座位也對不上號。而劉瓊這個明星，是可以在時間上倒推的，謝晉的《女籃五號》，那張有些過氣的瘦削的精致長臉。落拓的富家子弟，窘困的教書先生，孱弱的進步青年，再恐怖的文藝腔到了他嘴里，也能讓圣瑪麗中學的女學生們泛起陣陣漣漪。關錦鵬的《阮玲玉》劉瓊也匆忙露了一臉，不過那是周杰扮演的，當時戲劇學院一個學生。在長長的演職員表找到這個名字，就像在《畫魂》里看到趙薇演的那個跑來跑去的妓女粉頭，都是意外的娛樂項目。 《不了情》的哀情路子是張愛玲一手謀劃的，隨行就市地俯身于俗常的人間煙氣，小聰明，小狡黠，小市儈，就算付出臉譜式人物的詆毀，也是在所不惜的。《半生緣》的顧曼楨可以被祝鴻才奇異地囚禁，虞家茵當然也可以憑借電影編劇的技巧離開《蝴蝶夢》、《簡愛》那種樣式的男主角，在離港的輪船汽笛聲中保持優雅的舊窠俗套。張愛玲抱怨剛生完孩子的陳燕燕全靠一件黑呢大衣演戲，辜負了她想象中最受大眾歡迎的小家碧玉形象，說到底還是一個作家對自己作品的無端疼愛，一個女人即使穿上最得意的一件衣服走在大街，還是覺得有一粒扣子讓她隱隱不愉。 爾冬升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個電影《新不了情》，沿襲的就是張愛玲的民間愛情，袁詠儀和劉青云這一對搭檔，從外表上也可以看出年齡差距間的眺望。只是舊上海瓶瓶罐罐的小弄堂換成了香港的廟街，梁兄啊我有一段情撥拉仔給儂聽的紹興戲，變成了街頭戲班的粵曲《帝女花》，遞過金杯慢咽輕嘗，將砒霜帶淚放落葡萄上。少女袁詠儀刻意的俏皮，便是張愛玲所說的精致的淘氣，劉青云那張老克臘臉，也是滄桑過后疲老的形象，“年輕的時候不知是不是有點橫眉立目像舞臺上的文天祥，經過社會的折磨，蒙上了一重風塵之色，反倒順眼的多”。 有個朋友說，中國的電影中心如果還在上海，就不會是現在這種狀況了。當年兩個字是不能再提的，綠銅皮瓦楞的和平飯店是上海最好的飯店，芝加哥學派的哥特式建筑，遠東第一樓，法租界朱葆三路上的小酒吧，麥瑞糖果公司，紅寶石面包房，還有赫德路張愛玲的公寓舊居，奧斯汀牌子的老電梯，卡拉卡拉把紅玫瑰白玫瑰的心也升上去了。聯華電影公司、文華電影公司、昆侖電影公司、華年電影公司、明星電影公司、天馬電影公司，在那些黑白電影的片頭發出手繪動畫拙劣的光芒，留聲機轉針經年失修的沙啞，時間就是一個表情陰郁的孩子，轉過身來已經滿臉皺褶。 還是1947年的某月某日，胡蘭成走進了溫州的一家電影院，沒有人知道這個年過四十的中年男人與這個電影有些什么關連，門外的七彩珠燈在閃動，一塊油彩的《太太萬歲》的電影招牌。胡蘭成在與溫州市區隔江對望的一個中學里教書，也是周迅、黃磊出演的《橘子紅了》的原著產地，看一場電影必須要坐近半個小時的渡輪。漫天的江霧遮掩了視線，一個乞丐走過來，怯怯地碰了碰他的衣角。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個盲藝人在兜唱，一件粗陋的樂器，一下一下敲打著，唱腔中帶著木然的哭聲。他走到一個背風的角落，點了一根煙，渡輪還沒有開動，不時有人急煎煎沖上船來，沿岸的漁民，挑著兩只濕漉漉腥氣的竹籮筐。 從上一日的報紙上，胡蘭成已經知道了這個電影的上映，他看到的不是導演桑弧的名字，也不是蔣天流、張伐、上官云珠、石揮、路珊、程之一干明星的名字，張愛玲，滿屋金沙靜默之下的這個人。他從這個破落逼仄的小城街頭走過，看到的不是章回小說氣味的市井人生，而是一群小商販潑口叫罵的無賴與強悍，臟黑油污的巷弄里，躥出一個動物似的孩子。就是最熱鬧的那一條街，也是集市的喧攘規模，這個城市是沒有多少富貴氣的，金子滿地，還是徒手挖出來的血淋淋的幻象，張愛玲千里尋夫在江中看到的閃著寶珠光的那一層影障罷了。 電影院也是破敗不堪的，后面的排椅幾乎坐不得人，中間陷落了一大塊，看上去像老人們暗肉紅色的口腔。隔著氣窗望出去，就是一戶居民的陽臺，一個腰環粗碩的中年女人吃勁地洗著衣服。幕布是灰的，放映機是淘汰品，偶爾溜進來一個小販，舉著削好皮的甘蔗大聲叫賣。然而，現在天已經黑了，電影就要開始了，胡蘭成看到銀幕上打開一把白面扇跳出的文字，緩緩喘了口氣。 1993年的夏天，我經過溫州的公園路，走到中山公園的時候，突然想起胡蘭成在《民國女子》中提到張愛玲二月間到溫州探他，便是住在公園這一帶的一間私人小旅館，小街里頭還有一家木器廠，鋸聲非常刺耳。現在這里已經拓寬了馬路，舊房子一應拆除了，商店的大玻璃門映照著我的身前與身后，站在那里，看著車來人往空蕩蕩的一個世界，竟然不敢過馬路。張愛玲不是《太太萬歲》里輕喜劇情的中產的陳思珍，可以為一枚胸針幾度感動，想要離婚還是心心念念，她這一去自是再也不會回頭了。 我已經睡著了，不關心這個電影離我有多么遙遠，一個年代的沉沒，并沒有打濕睡夢中的一根發梢。我不要同情歡喜故事中所有出盡生相的人們，脂白粉紅地笑過，清楚地知道我們的人生比戲劇更是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