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恩·伍德魯夫并不是真正的騎著馬打理牧場、照看上千頭肉牛或者奶牛的牛仔。他住在得克薩斯城市達拉斯一處廉價的活動房里，職業是電工，但他追隨牛仔文化，比如參加牛仔競技大會，而且表現不錯。他抽煙、喝酒、吸毒，偶爾會在牛仔比賽場的隱蔽角落里尋歡，同時有兩個姑娘在他身邊。在對待同性戀的態度上，羅恩與追求牛仔風格的人士也高度一致，他仇視、厭惡、遠離。在1980年代中期的美國，他卻不幸染上艾滋病---當時被認為是同性戀者獨有的不治之癥，我想其中的錯愕感與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居民突然發現霧霾有可比之處。羅恩的第一反應認為醫院混淆了他和同性戀者的血樣，他用“daisy puller”這個蔑稱指稱同性戀者。醫生的診斷談不上樂觀，羅恩只有30天的預期壽命。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此時進入計時狀態，從第一天開始。羅恩真有其人，這部電影以達拉斯當地報紙的報道為基礎再創作而成。當天他的生活沒有改變，仍然抽煙、喝酒、吸毒、找姑娘，數量維持在同時2個。他未必意識得到，他很可能同時將艾滋病毒傳給了兩個人。那是1985年7月的一天。電影中出現了很多已經基本淡出當今社會的景象，比如人們到圖書館里通過縮微膠卷查找歷史資料、開著船型的藍色道奇轎車、使用磚頭一樣厚重的手機、在醫院建筑內抽煙、聽歌用磁帶等等。也有些維持不變的事情，比如酒吧里總擺著一張臺球桌。更深層的、亙古不變的是動物的求生本能。醫院提供的試驗性藥物AZT只能提供給極少數患者，羅恩不在其中，但他拒絕等死。南下墨西哥以后，他找到一位被美國吊銷執照的醫生。這位醫生琢磨出的原始雞尾酒療法相當有效，其中包括鋅、蘆薈、維生素、營養補品和尚未獲得政府批準的抗病毒藥。服用過后，羅恩存活的時間遠遠超出醫生的預期，他立即將自己榜樣的力量轉變成商機：如果我能活下來，你也行。數以百計的人加入了他成立的俱樂部，每月付出400美元后即可獲得配方經過羅恩改進的雞尾酒。雞尾酒有時管用，有時無效，其實誰也無法完全了解其療效和毒副作用，但這一點也不妨礙俱樂部的發展。羅恩找了一家簡陋的汽車旅館辦公，他的房間外從來都排著長隊。當時美國艾滋的蔓延狀況已經相當于流行病。羅恩的民間配方中需要的某些成分在美國屬于管制藥品，他只好到墨西哥非法采購，或者從日本等地合法采購后再非法帶進美國。從電影中看，醫院之類的正規研究部門也在尋求有效的治療手段，只是思路略顯保守，解決問題的迫切性遠不如患者本身。另外，很少有人能夠支付每年1萬美元的治療費用。其他疑難雜癥患者其實面對著同樣的格局，而且大概只有被動接受這個唯一的選擇。相比之下，艾滋病患者至少有兩處顯著不同，首先他們數量眾多，同時因為其中的同性戀者比例較高，所以很容易組織起來形成群體力量。其次，當時的確有些羅恩一類品牌的民間配方比醫院的正式治療管用。由此一來，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美國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大規模民間抗爭，即以艾滋病患者集體尋醫問藥為核心的維權運動---medical activism。2012年的紀錄片《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翔實回顧了那段歷史。艾滋病患者們意識到，保持沉默與等死無異，所以他們拼命發聲，用游行集會、靜坐示威等手段讓全社會了解自己的遭遇。他們的情緒可以用“悲憤交加”來概括，“悲”既來自于自己罹患疾病的不幸，同時也來自于社會的不理解。當時的美國由里根執政，保守思潮漸趨主導，能夠客觀認識同性戀的人不算特別多。在紀錄片中，緊接著里根擔任總統的老布什、重量級參議員赫爾姆斯等人都認為艾滋病的緣由在于行為不端，根除疾患的最好辦法為保持貞潔。“憤”主要因為政府的不作為。我在華盛頓地區生活10多年，從沒聽說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前發生過群體事件。NIH處于醫療研究的最前沿，應該是給人們帶來希望的地方。在紀錄片中，這個聯邦政府直接管理的機構門前成為艾滋病患者集結的主要場地，他們認為NIH沒能以更積極的方式盡快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客觀地說，美國的健康管理部門本身并沒有大的過錯，政府從來都更重視程序上循規蹈矩，不會因為憐恤而輕易做出調整。紀錄片《瘟疫求生指南》反映的時代與《達拉斯買家俱樂部》基本重疊，精神實質也非常接近。羅恩和周圍的艾滋病患者不靠政府，他們靠自我教育、自我解救。在這個過程中，全社會對艾滋病以及同性戀的認識逐漸產生了變化。羅恩的商業伙伴Rayon外表跟布拉德·皮特一樣英俊，但內心深處卻希望成為安吉麗娜·茱莉。起初羅恩對他的性別倒錯和同性戀身份只有負面看法，隨著兩人交往加深，羅恩的態度開始改變，對Rayon這位穿裙子、抹口紅、踩高跟、溫柔善良、幽默風趣的伙伴給予了更多的理解。電影中有一個雜貨店內的場景，羅恩遇到的一位老朋友拒絕和Rayon握手，這跟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雖然不同，但其中包含的歧視仍有相通之處。此時羅恩采用了強制手段，老朋友的手被迫和Rayon的手產生觸碰。很多人對同性戀看法的變化都經由與羅恩類似的路徑。不久前我曾經采訪過紐約的一位著名同性戀維權律師埃文·沃爾夫森，他也這么說，只要你在實際生活中有機會和同性戀者交往，或者你的親朋好友中有同性戀者，你很可能會發現，他們同樣努力學習、辛勤工作、成就事業，跟異性戀者并無二致，除了由基因等因素決定的性取向。電影結尾處的計時為“第2557天”，羅恩與死神的頑強抗爭此時才算結束，那是1992年。1996年，蛋白酶抑制劑研究才取得真正突破，抗反轉藥物進入成熟階段，此后艾滋病的死亡率開始急劇下降。到今天，艾滋病仍然無法治愈，但只要具備足夠的支付能力接受治療，這種曾經的絕癥已經成為一種可以有效控制的慢性病，羅恩們的貢獻不可忽視，就象紀錄片《瘟疫求生指南》結尾處一位維權人士說的那樣，政府沒有給我們藥物，他人沒有給我們藥物，是我們艾滋病患者自己爭取到了藥物，這是同性戀群體獲得的最值得自豪的成就。美國社會拒絕認可同性戀的人士仍然不在少數，但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愈加寬容的氛圍中。到2013年，美國已經有18個州及華盛頓特區從法律上正式認可同性婚姻。 在我看來，本年度出現在媒體上的所有直接引語中，教皇弗蘭西斯被問及如何看待同性戀的時候說的“我有什么好評判的？”（Who Am I To Judge?）可能最讓同性戀者心情舒暢。在同性戀問題上向來持保守立場的羅馬天主教廷也已經松口，這應該說明社會對同性戀的認識正繼續朝著人性化的方向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