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好夢中殺人

分集劇評見文末（更新至E09，全季終） 提起八十年代的美國，我們會想到什么？民權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的熱潮逐漸褪去，性愛和毒品變得唾手可得；在美國社會經歷了長達二十年不穩定的社會變革期后，右翼保守派重新上臺執政，極端保守派威爾遜·里根總統掌權美國，他在美國政壇和社會重振了保守主義；越南戰爭已經成為過去式，但戰后返鄉的軍人們仍處于社會的裂隙中；消費主義以浪潮的態勢席卷了整個世界……這是一個國家經歷劇烈變革后的十年，當秩序被人們重新要求時，社會的創傷與暈眩卻從未消失。 提起1984年的美國，我們又會想到什么？1984年，第23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舉行，在里根總統宣布開幕后，美國1960年奧運會十項全能冠軍拉弗·約翰遜接過火炬，點燃了奧林匹克火焰；《1984》是由喬治·奧威爾所著的反烏托邦小說的題目；1984年，恐怖片《猛鬼街》（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上映，故事聚焦夢與精神分裂，“吾好夢中殺人”的臺詞成為經典，在影片中有一首小女孩歌唱的童謠：

1, 2, Freddy's comin' for you 3, 4, better lock your door 5, 6, grap your crucifix 7, 8, gonna stay up late 9, 10, never sleep again!

美國運動員拉弗·約翰遜點燃奧林匹克火焰

那么這些社會背景與《美國恐怖故事：1984》（American Horror Story：1984，后文簡稱AHS）之間有關嗎？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在剛剛播出的第一集中，上面所寫到的許多元素都已經出現，按照AHS前八季的敘事策略和導演Ryan Murphy的風格，第九季與八十年代的美國甚至當下政治的關聯不會減少只會更多。 除了不得不重視的政治在場，我們還將要在分集劇評前提到的是經典恐怖片的模式，AHS將本季的題目定為1984實際上構成了某種元電影的自我指涉，此時，敘事是先行于故事本身的，也就是說，當觀眾稱故事“陳舊而老套”的時候，編劇的目的便已經達成，因為這注定將是對經典恐怖片敘事和經典恐怖元素的一次復刻和改寫。那么對歐美恐怖片發展歷史便不得不被提及：恐怖片/驚悚片的歷史與電影的歷史是幾乎同步的，世界上的第一部恐怖片是由電影大師喬治·梅里愛于19世紀80年代拍攝的怪獸默片，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歐美恐怖電影經歷了平穩的發展期，期間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品；但是，真正屬于好萊塢的恐怖電影時代從20世紀30年代才開始，這個時代的恐怖電影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和怪胎（freak）成為普遍被探討的主題；到了50年代，美蘇冷戰開始，軍備競賽催生了電影業對遠隔大洋的那個敵人的恐怖幻想，恐怖和科幻的關聯越來越緊密；從40年代到60年代，世界見證了一位最偉大的恐怖電影大師對整個電影史的改寫——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這二十年中創作出《驚魂記》（Phycso，1960）《后窗》（Rear Window，1954）等至今仍風靡全球的懸疑片，他的電影脫離科幻，轉而尋找非超自然的恐怖，他創造了無數精神分裂的角色，將精神分析電影推向了巔峰。到70至80年代，美國出現了許多殺人狂恐怖電影，這類電影的特點是故事中往往存在著某個坊間流傳的恐怖的殺人狂傳說，故事的主角為了躲避追殺甚至精神崩潰，代表作包括《德州電鋸殺人狂》（The Taxas Chain Saw Massacre，1974）《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1978）等等。而在《AHS：1984》中，我們可以明顯地覺察到許多對經典恐怖電影致敬的地方，我們將在下面的分集劇評中詳細展開。 在文章開始之前，還是先推薦兩本與本季乃至整個系列的故事都高度相關的書籍，可供有興趣的觀眾參考：

精神分析引論8.6[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1984 / 商務印書館

瘋癲與文明8.8米歇爾?福柯 / 2003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現在，讓我們一起回到1984，去目睹那個恐怖的傳說。

《美國恐怖故事：1984》海報

【分集劇評】 #S09E01 《紅木營地》（Camp Redwood）

He is coming back.

故事的開頭延續了前幾季的經典風格：黑夜，異響，難以自制的情欲，未完成的性愛，大屠殺。1970年，一個穿著雨衣、掛著一串鑰匙的跛子在紅木營地里的一個木屋中完成了他的屠殺，并割下每個人的耳朵。然后便是AHS經典的復古電視畫幅的快速剪輯，這一次，連FX和主創名單也以復古的字體融入了畫面當中，仿佛想要告訴觀眾：這注定是一場屬于八十年代的恐怖之旅。五個生活在加州的年輕人：健美操教練Xavier，他的前女友Montana，黑人青年Ray，因尿檢不合格無法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Chet，偷窺而又羞于承認情欲的大學生Brooke，五個人在健美操課堂上相識，并計劃在洛杉磯炎熱的暑假共赴紅木營地擔任學生輔導員。

《美國恐怖故事：1984》片頭：FX presents

Brooke是本季的女主角，她在臨行前被自稱“夜行者”的殺人狂攻擊，在反抗和鄰居的幫助下，夜行者不得不逃走，但他告訴Brooke，撒旦將指引他找到她。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將遇襲的Brooke的家中，我們看到許多鏡面——這更是公認的電影語言慣例性表達：精神分裂，她的人格即將在故事中被撕扯乃至成為碎片；另外，她完成健美操訓練后的噴淋仰拍鏡頭顯然是對希區柯克《驚魂記》中的女主角Marion Crane浴池遇害的經典段落的致敬，這或許預示著她將擁有與Marion相同的命運。在五人前往紅木營地的過程中，撞到了一個本來就神志不清的人，他們決定將他載到紅木營地救治，在營地的護士Rita的救治下，他得以保命，但有一個鏡頭展示了他與Benjamin Richter——也就是被稱為“叮當先生”的殺人狂的關聯，正是他對1970年的紅木營地進行了屠殺；故事通過Rita講述閃回的方式介紹了Richter的身世：原來他曾經參加越南戰爭，他是軍隊中最優秀的劊子手，但是他對殺人有著某種迷戀，每次殺死敵人之后都會割下他們的耳朵串成項鏈，也因此被軍隊開除，爾后回到美國到紅木營地工作。而紅木營地的主人Margaret Booth正是1970年這次大屠殺中的幸存者——當然，她也失去了她的耳朵；與五位主角不同，她是一個極端虔誠的信徒，否認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愛的合法性，她自稱在那次大屠殺中正是耶穌拯救了她。在本集中出現的人物還有Bertie主廚，她在大屠殺發生之前就在紅木營地工作；同時還有Trevor，是營地的活動指導員，負責管理營地的事務和安排五位學生輔導員的工作，他生活放蕩，并在當晚就與Montana發生了關系。 時間上平行于紅木營地的另外一條線索是關押著Richter的精神病院，偽裝成自殺的Richter掐死了前來巡視的醫生并打開了所有關押精神病人的房門，得知紅木營地重新開張的他自己則來到附近的加油站，殺死了工作人員，并驅車前往紅木營地。在精神病院的場景中，劇集呈現了一個表意非常豐富的段落：在暴風雨的夜晚，所有的瘋癲者都走出了精神病院，這產生了指涉福柯著作的鏡頭意義——在后理性時代，瘋癲者從緊閉所中得以解放，但是社會并沒有準備好真正接納他們，于是精神病院被建造起來，理性試圖用道德系統來控制瘋癲者；但在本集的這個鏡頭中，代表著理性絕對統治權的精神病院的門被洞開了，所有象征著非理性的瘋狂都重新回到社會當中，這無疑能夠激發人們最深層的恐懼和社會性的恐慌。在這種恐慌中，幾個世紀以來被驅逐、被緊閉的瘋癲仿佛完成了對自身命運的復仇，理性隨即開始失控。由于瘋癲的逃逸，理性建立起來的統治秩序竟然在一瞬間失去了控制力。

暴風雨中的精神病院

在本集的末尾，Brooke目睹了Richter對被撞者的謀殺，但后來的場景又說明這仿佛是她的幻覺，但這究竟是她的幻覺，還是被隱藏的真實？編劇試圖將觀眾也引入這種幻覺之中，因為這是理性已經失控的時刻，瘋癲無處不在，幻覺和精神分裂的征兆開始浮現，“夜行者”出現在最后的鏡頭中，這究竟又是Brooke的幻覺，還是兩個意欲復仇的殺人狂注定會在紅木營地相遇？Ritchter的故事由作為幸存者的Booth講述，他是否就是那個屠殺之夜的兇手，還是自身也處于一個巨大的陰謀或謊言之中？我們依然不得而知，但是，這種徹底的失控感，在經典的恐怖電影敘事段落中，已經被悄然鋪就。看完第一集，用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的話語描述觀感仿佛再合適不過：

“在我們這個時代，瘋癲體驗在一種冷靜的知識中保持了沉默。這種知識對瘋癲已了如指掌，因而熟視無睹。但是，從一種體驗到另一種體驗的轉變，卻由一個沒有意向、沒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種寧靜的透明狀態中完成的。這種寧靜的透明狀態揭示了一個龐大靜止的結構：一種無聲的機制，一種不加說明的行動，一種直接的知識。這個結構既非一種戲劇，也不是一種知識。正是在這一點，歷史陷入悲劇范疇，既得以成立，又受到譴責。”

#S09E02 《叮當先生》（Mr. Jingles）

God and trauma.

夜色深重，風暴已經過去，但午夜仍未降臨。可以看出，第二集的開頭與第一集的結尾之間有一定的時間差，在這段時間內的敘事被省略了，但Brooke已經回到房間已經告訴我們夜行者并未行兇，在這集的后半段我們得知夜行者的真名是Richard——他因為童年的創傷而變得冷血和無情并信奉撒旦。在本集的main title出現之前的五分鐘又出現一次兇殺：精神病院的心理醫生Karen Hopple在得知叮當先生將要前往紅木營地復仇之后，她只身前往紅木營地告知Booth這件事并要求她立即關閉營地，但Booth強硬地拒絕了她的要求；在Karen驅車離開營地的路上，她被Mr. Jingles殺害并被割下了耳朵。此時此刻，作為理性最終代理人的心理醫生的被害，意味著失控的理性徹底消亡，而接下來的故事，將是屬于瘋癲的血腥復仇。 從本集開始，人物的過去被更多地挖掘，第二集運用兩段閃回呈現了兩段創傷記憶：第一段是女主角Brooke一年前的婚禮，在婚禮上，她的未婚夫Joey懷疑她與一位伴郎Sam有染，在開槍打死Sam和Brooke的父親之后開槍自殺（關于是否是自殺我們目前依然難以確定，在開槍的時刻，導演似乎有意地將未婚夫用槍抵著Brooke的脖子的鏡頭切換至一個無法看清人物動作細節的遠景鏡頭，我們有理由懷疑是Brooke在開槍的瞬間扭轉槍的位置并打死了未婚夫，或場景外有第三者開槍殺死未婚夫，但這里我們暫時認定為自殺），象征著基督教精神的圣潔婚禮剎那間成為血腥的地獄，這不僅是Brooke創傷經歷的回顧，還仿佛是某種不詳的兇兆：在Brooke的周遭，撒旦如影隨行。

Brooke的血腥婚禮

第二段則是上文已經提及的夜行者Richard的回憶，他在追殺Brooke無果后來到營地主人Margaret Booth的房間，讓人驚訝而又有所預料的是，Margaret并沒有畏懼或譴責這位連環殺手，自稱信奉基督教的她和信奉撒旦的Richard竟達成某種默契，她告訴他：“你距離無拘無束的自由還差兩步：上帝和創傷。”她要求他將似乎有死而復生能力的Jonas趕出紅木營地——Jonas在1970年同樣目睹了那場屠殺，他慌亂逃跑但仍被追住并被割下耳朵；在這里值得注意的細節是他的記憶閃回中滿臉是血的Margaret站立在房屋中，她并不像是即將被殺之人，同時，Margaret在首集中對本應熟識的Jonas被救至營地不以為意的假裝和對Richard趕走Jonas的叮囑已經暗示了14年前那場大屠殺的幕后真兇正是她本人，雖然她與叮當先生之間的關系目前依然不能確定，但Margaret虛偽和邪惡的面目在第二集中已經被揭示無疑。 在本集中新出現的人物——Xavier的養父Blake來到紅木營地，Blake在多年前接濟了處于困境中的Xavier，后來他曾經用一盤磁帶錄下Xavier拍攝的色情片，他這次來依然使用金錢威脅Xavier再次為他“服務”；不堪屈辱的Xavier讓養父去偷窺正在洗澡的三個男孩，這個眼睛出現在畫面中央洞孔中的鏡頭是對1960年上映的經典法國電影《洞》（Le trou，1960）的致敬。在偷窺的過程中，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Blake被從腦后刺來的刀刺穿并被釘在門板上。除了殺人敘事繼續被推進之外，這里的鏡頭處理其實對經典恐怖片需要達成的一個重要目標作出了回應：失控感；那么，這種失控的心理體驗在《AHS：1984》中是如何被營造的呢？在討論觀眾心理是如何被喚起之前，需要先談及的是“元電影”（meta-cinema）的概念，所謂元電影指的是指涉電影本身的電影，元電影在凸顯電影本身的同時不斷深化對電影藝術本質的思考，電影史學家費爾南多·卡內特將元電影關注的兩種不同面向的實踐分成兩類：電影機制自反性（cinematic reflexivity）和電影本體自反性（filmic reflexivity），前者指的是關注電影生產創作過程及電影被觀眾接受的機制問題，后者則是對電影史的持續闡釋，是具有互文間性或影片間性，可能涉及某個類型、特定年代、特定的電影運動、某部電影的情節等。而從前兩集便可以看出，《AHS：1984》很成功地做到了這兩類元電影實踐，其中電影本體自反性在前文多處已經有所提及，在后面的分集劇評中也會繼續涉及。根據本集該場景，我們主要側重電影機制自反性的分析：在《后窗》（1954）中，希區柯克對作為電影三大機制之一的“窺視”進行了最精妙的解讀，在影片中，窺視的主體不僅僅是男主角Jeff，同時也是所有觀眾，被頻繁使用的主觀鏡頭讓觀眾的視點和Jeff的視點重合，從而成功讓觀眾的窺視欲得到了滿足，而正向的結局又使得這種與道德相左的窺視被合法化；從此以后，元電影對窺視的探討就從未停止。然而，在本集中，Blake窺視男孩們洗澡—被刺殺的這個連貫鏡頭卻幾乎是對希區柯克《后窗》中窺視意義的反指：通過門眼的窺視鏡頭，觀眾的視點自然地與Blake的視點重合，并因而沉浸于對這種窺視體驗的滿足當中；但是此時，影片中窺視的發出者被身后的尖刀刺穿——此時刺穿的不僅僅是窺視者，同時也是沉迷于窺視體驗中的觀眾，觀眾驚覺自己與窺視者的分離，心理失控便開始發生，窺視的合法性亦隨之消解。當然，在觀影過程中我們往往難以意識到這種驚悚感和失控的心理體驗究竟緣何而來，但當再次回歸一個旁觀者的姿態時，我們終于知道，原來導演正是運用這種元電影實踐的變體來完成對觀眾心理狀態的精準操控。

《洞》（Le trou，1960）劇照

本集中，某些非理性的不可理喻的事件開始發生：Jonas為何能夠起死回生？所有角色中究竟有誰患有可能出現幻覺的精神疾病？在理性和鏡頭的窺視意義均已被消解的敘事中，真實性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幻覺可能出現在每個存在精神分裂傾向的角色中；通過第二集，我們得以知曉更多這些來到紅木營地的人的曾經，從Brooke到Xavier再到Richard，仿佛不再是紅木營地的詭異和恐怖讓他們不得不重新凝視自己過去的創傷，而是這些不可抹去的創傷冥冥中指引他們來到了紅木營地，這時我們便不得不質問自己：紅木營地對他們究竟意味著什么？ 最后，難以忍受恐懼的主角們準備逃離紅木營地，他們分成了兩隊去取兩輛車的鑰匙；然而當他們進入兩個不同的房屋后，門同時被敲響，他們將要面對的，或許是叮當先生，或許是夜行者Richard，或許是失去記憶的Jonas，或許是Margaret；但是無需懷疑的是，他們的命運與他們所幻想的自由，與被殺害的窺視者一樣，已經難以自控。 #S09E03 《殺戮之舞》（Slashdance）

Got a thirst for killing.

相較于前兩集，第三集的敘事線索似乎顯得更加錯綜復雜，被進一步揭示的人物關系也讓人深感離奇。但事實上，當我們重新清理這些線索時，我們發現編劇正在通過人物關系的整合而向更為經典的格雷馬斯式的經典敘事策略靠攏。本周我們主要將以前三集和第四集預告所呈現的人物關系出發，分析《AHS：1984》是如何在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的模式下完成角色行為的建構的。 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是立陶宛的語言學家，由他所提出的格雷馬斯符號理論系統是目前最通行的一般符號學四大體系之一，格雷馬斯的一般符號學和文學、電影、人類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引起了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的重要變革。在文本敘事研究中，法國學者列維·斯特勞斯提出了二元對立模式，而格雷馬斯在他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了補充，歸納出對后世文本研究極其重要影響深遠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格雷馬斯認為，二元對立的模式難以支撐起復雜的敘事，而引入除了原有的一組矛盾關系之外的兩組與原有關系存在對立關系的要素增強文本的可讀性；這里“對立”指的是兩者存在對峙的關系，但未必一定存在沖突；而“矛盾”指的則是與人物行為動機直接相關并觸發沖突事件的關系。按照這樣的思路，格雷馬斯設置了四組符號學要素，這四組要素的關系如下： （1）X與反X是對立關系； （2）X與非X是矛盾而非對立關系； （3）反X與非反X是矛盾而非對立關系； （4）非X與非反X不一定存在對立關系/關系尚不明確。

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示意圖

在此基礎之上，我們考察本集中編劇新引入的人物關系就顯得清晰易懂很多。在第三集和第四集預告片中我們能夠得到的重要人物信息無非就是兩對：假裝是Rita的黑人護士和叮當先生之間的關系，以及Montana和夜行者Richter之間的關系。在格雷馬斯符號矩陣之下分析敘事策略，最重要的是確定整個矩陣中最基本的要素X和反X，回到第三季的開頭，Brooke之所以跟隨一行人來到紅木營地，是因為當晚她遭到了夜行者的襲擊；因此X和反X很容易明確：整個故事的敘事中心X是女主角Brooke，而反X則是夜行者，從第三集的最后我們得知Montana也同屬于反X陣營。接下來就是確認非X和非反X的角色，第三集最主要的信息，即假冒的護士Rita和叮當先生同屬于一個陣營，護士聲稱在叮當先生逃離精神病院并回到紅木營地后，她將通過觀察叮當先生的本能行為來“讓他成為世界上最后一個連環殺手”，從護士的行為我們也得知她未曾預料到紅木營地出現了另一個殺手——夜行者，因此這兩組人物的關系也可以明確：叮當先生和護士屬于與夜行者對立的陣營非反X。自然而然地，剩下的主要人物Margaret便歸入非X，她與Brooke構成對立而非矛盾的關系，且與位于非反X陣營的叮當先生和護士的關系尚不明確。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這里并沒有把Trevor、Xavier、Chet、本集中被殺的Ray、疑似有重生能力的Jonas以及Bertie主廚歸入符號矩陣，是因為就目前所知的信息而言，Xavier、Chet和Ray基本屬于被追殺者，目前可大致歸入與Brooke并列的X陣營；而Trevor、Jonas和Bertie主廚的身份尚不明確，在后面故事繼續展開后可繼續歸入不同陣營。另外，格雷馬斯符號矩陣的另一個特征是變動性，也就是說，隨著故事階段性的發展，編劇可能刻意在人物關系上設置情節反轉，例如上一集我們認為護士和Montana和Brooke一樣作為被追殺者同屬于基本單元X，但通過第三集的反轉這兩個人物分別脫離至非反X和反X陣營；就功能性角度來說，格雷馬斯符號矩陣能夠在多重交織的線索中清晰地梳理主要人物關系，并為后文的人物行為動機和意義分析提供便利。以下是就目前所知的信息所歸納出的格雷斯馬符號矩陣在《AHS：1984》中的應用圖示：

《AHS：1984》中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應用圖示

除了人物關系得到進一步明確，第三集向我們著重挖掘了叮當先生的人格并通過他與護士/博士的談話和他回到紅木營地的舉動穿插著許多社會訊息：護士之所以能夠讓叮當先生開口說話并與她合作進行這個瘋狂的人格行為實驗，是因為護士告訴他，正是因為戰后創傷性神經病和越來越多的色情片導致了社會犯罪率的激增，而他也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多年以來，他第一次被視為受害者而非加害者，而真正的加害者正是以愛國主義的名義教唆士兵們無情殺戮的政府和道德淪喪、日益混亂的社會，這與今年上映的《小丑》（Joker，2019）所呈現的主題幾乎異曲同工；在這兩部作品中，瘋癲者和犯罪者都不再是扁平的邪惡形象，相反，正是黑暗的社會造就了他們的罪惡，社會從布景成為鏡頭所指的焦點。除此以外，本集中有一個非常有趣且表意豐富的細節：叮當先生在無情殺死扮演他的兩個人之后，碰到了第三個扮演他的人，這個人患有肥胖癥、泌尿困難和嚴重的近視，他將叮當先生誤以為是帶自己來營地的好友，叮當先生看著這個顯得有些可憐又可笑的人，皺著眉頭轉身離開——這或許是本集意味最深長的鏡頭，博士告訴叮當先生按著自己的本性行動，叮當先生的本性指引他他不應當殺死這個人，這意味著叮當先生對被排擠的社會邊緣人有著天然的憐憫，他的行動進一步強化了他的惡是被社會影響而非與生俱來的，我們最終或許會發現，被視為殺人狂的叮當先生是所有人中被社會傷害最多的那個值得同情者。

與護士談話的叮當先生

另外，本集對Ray的記憶的閃回和他在逃離紅木營地的過程中被殺的敘事讓我們頓覺《AHS：1984》有了幾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氣息，在阿加莎所著的《無人生還》（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中，八個素不相識的人受邀來到一個名為士兵島的海島上，而迎接他們的只有管家夫婦兩人；在享用晚餐的時候，留聲機忽然響起，指控賓客以及管家夫婦這十人均犯有謀殺罪，隨即謀殺案便接連發生……在這部作品中，最吸引人的正是這十個主角的殺人記憶閃回，而Ray誤殺好友的回憶正如《無人生還》中那些自稱無罪的賓客們的記憶，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敘事讓故事彌漫著迷人又危險的不詳感，一場充滿渴望和復仇意味的殺戮之舞即將上演。 概括來說，本集通過交代兩組人物關系形成了基本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格局，在氛圍營造和敘事推進的同時繼續引入社會訊息；根據第四集的預告來看，在下一集中，故事將會通過記憶閃回對夜行者和Montana是如何相識的進行介紹，Margaret、夜行者和叮當先生將會在黎明前相遇——在符號矩陣的三組不明確關系行將發生碰撞時，我們深感不安，并仿佛能在空氣中嗅到血腥的氣息。 #S09E04 《幕后真兇》（True Killers）

Would you kill for me?

在三集的鋪墊過后，第四集的敘事回應了我們諸多的猜測和疑惑，在這一集中，Margaret記憶的閃回證明了我們在第二集中所推斷她就是1970年大屠殺真兇的猜想是正確的；同時，本集在敘事上完成的重要工作就是解釋了格雷馬斯符號矩陣中最為重要的一對關系，也就是整個事件矛盾的緣起：X與反X的關系，原來，Montana的哥哥原來就是Brooke婚禮上被槍殺的伴郎，Montana因此對Brooke恨之入骨，認為由于她出軌導致其未婚夫開槍殺死自己的哥哥，因此她與戀人夜行者合謀，打算在紅木營地殺死Brooke。在本集開頭，一個夢魘般的鏡頭——兩人在被剖開肚子的健美操班學員尸體下的血污中親密。但在這里，充滿血腥的性愛不是凡俗的，而是神圣的，因為這是一種邪惡至極的美學，是一個自愿剝離人所為人的屬性而臣服于撒旦的祭祀儀式。在第四集，人間的邪惡和神圣的邪惡之間的張力被正式地引入。在本集的最后，被叮當先生所殺的夜行者懸浮而復活，屬于宗教的神圣性敘事重新開始。

夜行者和Montana的血腥性愛

如果說夜行者和Montana代表的是神圣的邪惡，那營地主人Margaret則是人間邪惡的代理人。Margaret的記憶閃回從她手握一只小熊開始，這只小熊是14年前叮當先生送給她的用來守護她的禮物：“他們強壯又忠誠，他們相守一生。”其實，一直被視為邪惡和殘暴化生的叮當先生只是一個軟弱的孤獨者，他在戰后雖然有創傷的記憶，但并不會因此去傷害別人。但Margaret則不同，她表面上是被欺凌的受害者，但她其實心狠手辣，虛偽無情，在1970年的那個夜晚，她殺死了房間中所有的輔導員，并面不改色地割下自己的右耳，她知道如果嫁禍給軟弱而名聲不好的叮當先生就能逃脫罪責，于是她將割下的耳朵串成項鏈并放在叮當先生床頭。后來，她作為“幸存者”的證詞中說是精神失常的叮當先生做了這一切。她在槍殺得知真相后想要報仇的叮當先生之后，又殺死了前來救她的Trevor——對于劇中的主角們來說，這樣一個殺人成癮的人依然藏于暗處，Margaret代表的是人間的最高暴力，可以說這種暴力或邪惡是高度理性的，而能夠與之匹敵的只有神圣的非理性的邪惡力量。根據上文所提及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應用圖示，我們有理由懷疑，本劇的最中心人物、同時與Margaret構成對立關系的Brooke將擁有更高級別或權限的邪惡來與Margaret相抗衡。

1970年的Margaret和叮當先生

同時，假裝是護士Rita的博士的命運卻有著高度的不確定性，她是距離觀眾最近的一個角色，她和觀眾的視點相似，都試圖尋找邪惡的起源，卻發現自己陷入一團迷霧：Margaret應當是她目標的研究對象，因為她試圖尋找是社會是如何催生了非理性的殺戮，但她的目的是注定要落空的；而在本集的結尾，她目睹了信奉撒旦教的夜行者的復活，我們和她一樣被這種邪惡的神圣吸引。 紅木營地沉沉的夜色將近尾聲，天色即將破曉，下周，將會有一個血色的黎明。 #S09E05 《血色黎明》（A Red Dawn） 第五集基本屬于過渡集，略寫一下：片頭出現之前，故事展示了假裝成Rita的博士的創傷經歷，她的父親有殺人的嗜好，復活的夜行者幫助她喚醒了這一段被她塵封的記憶，并讓她不要逃避內心的惡念。仍然處在營地的Montana、Chet、Brooke、Xavier和Margaret正準備逃離營地，Margaret為了完成她的一一誘殺計劃，蒙騙大家和Chet一起去河對岸尋找救援，并在湖中央將Chet殺死；Montana試圖在房間內將Brooke殺死，Brooke在外遇到了在第三集中被殺的Ray并與他發生了關系，但是在她看到冷藏柜中Ray的頭顱時，受到驚嚇回到屋中，Montana趁此機會想要殺死她的宿敵Brooke；此時與之平行的時間線索是叮當先生試圖殺死Margaret以報仇，但卻被趕來營救的Xavier用弓箭射死，被救的Margaret非但沒有感激，反而直接殺死了Xavier。30分鐘后，紅木營地的黎明到來，滿載著孩子們的校車駛入了這片邪惡的營地，Montana和Brooke依然在肉搏，在Montana行將刺入Brooke的那一刻，Brooke反手將Montana刺死，但這一幕被已經抵達的孩子們看到，警察迅速趕來并逮捕了Brooke；趁此機會，Margaret又重演14年前的一幕，她用到狠狠扎向自己的腿，并哭號著走到警察跟前說Brooke殺死了營地的所有人，試圖子再次嫁禍于他人以逃脫罪名。悉數紅木營地存活過這個夜晚（不包括復活）的人，只剩下Brooke、Margaret和心理學博士，當然通過第六集的內容我們還得知被Margaret刺傷的Trevor并沒有死去；而除了臣服于撒旦的夜行者和叮當先生之外，其他所有被殺死的人都永遠被困在了紅木營地。 在本集的末尾，夜行者和叮當先生驅車飛馳在離開紅木營地的公路上，留給我們太多太多的疑惑：他們將要去往何處？紅木營地的幽靈們又將如何度日？Margaret能夠再次脫罪嗎？Brooke是否將會面臨審判？本季的第六集是《AHS》系列的第一百集，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期待它將會讓我們驚喜。 #S09E06 《第100集》（Episode 100） 不負期待，第六集作為美恐系列的第一百集，無疑也是第九季開播以來最出色的一集，許多美恐的影迷們直呼在本集找回了《AHS》的氣息。第六集實現了多時空的平行調度，使故事發生的場域突破前五集的紅木營地，而拓展至整個八十年代的美國；劇作亦頗具特色，在片頭出現之前是叮當先生跟隨夜行者繼續殺人以向撒旦祭祀，叮當先生因無法忍受夜行者而拋棄他而去，夜行者隨之被捕；而片頭之后時間已推移至1989年，本集依照四條平行線索展開，直至本集的末尾，這四條線索又交織重疊至一起，復仇的渴望、殺戮的天性和燃燒的仇恨又重新全部指向了同一處：紅木營地。 第一條線索是紅木營地的幽靈，死于1970年和1984年大屠殺的輔導員們依然共同生活在紅木營地，他們沉迷于殺戮，任何來到紅木營地的旅客或情侶都會被他們殘忍殺死，他們通過報紙得知Brooke已經被宣判死刑。第二條線索是被關押在同一個監獄的夜行者和Brooke，11項謀殺罪成立的Brooke即將被執行注射死刑。第三條線索是房地產大亨Margaret，她通過繼承丈夫的小部分遺產并收購被認為是“不祥之地”的兇殺場所并改造成游樂園、鬼屋等等吸引游客并牟取暴利，她表面上與5年前差點被她刺死的Trevor是恩愛的夫妻，內心的殺戮沖動卻從未止息。第四條線索則是遷居至阿拉斯加的叮當先生，他在那里獲得了幸福，并在一個碟片店鋪當售貨員；他的妻子曾是妓女，他們共同來到阿拉斯加并試圖忘記過去的創傷，他們共同孕育了一個孩子。這四條線索在前半段毫無交集，但最后，他們雙雙交織，并重新匯聚成同一時空背景下的敘事。

Margaret為“紅木營地美食音樂節”宣傳

1989年，在得知紅木營地又出現兇殺案后，Margaret欣喜若狂，她立刻趕赴紅木營地并宣部將于此舉行萬圣節音樂會；游蕩于營地中的幽靈們當然也被蜂擁而至的記者們吸引，憤怒的Chet想要當場殺死Margaret，但Montana告訴他等到萬圣節夜，他們可以將這里變成一片屠宰場。在Brooke被執行死刑的當天，Margaret賄賂監獄以獲得觀看死刑執行的資格，Brooke在死前向Margaret唾罵并詛咒，而夜行者則在另一個房間再次召喚撒旦以控制警衛打開他的牢房門。在本集的末尾，Brooke突然醒來，原來為她注射的只是麻醉劑，而掀掉面具后的注射師正是博士。同時，與這三條線索平行的是叮當先生妻子被殘忍殺死在房間，一封信被放在嬰兒車上：撒旦將會復仇，而信的背面正是夜行者進行儀式時的那張海報——紅木營地美食音樂節；叮當先生意識到不論他逃到哪里，黑暗終將尾隨于他，于是他將孩子托付給妻子的姐姐，并踏上了重回紅木營地的路途。自此，所有離散的線索又重新歸于故事的開始，紅木營地的血色將染紅萬圣節的夜晚。 本集同樣充滿了政治隱喻、八十年代流行文化元素及頗具精神分析和社會學意味的埋藏。首先是Margaret的造型設計，Margaret出場鏡頭的粉色西裝和發型參考了現任美國總統的Donald Trump的前妻Ivana Trump，她也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他們的婚姻從1977年至1992年共存續了15年，而《AHS：1984》故事的發生及其跨越，也均含于這段時期之內，這個造型更像是編劇有意設置的一個戲謔的笑點，提醒觀眾們現任美國總統的婚姻生活是如此的變幻莫測。

Margaret與Ivana Trump

其次，紅木營地邀請到的當時著名的搖滾樂名星Billy Idol，他也正是夜行者唯一崇拜的音樂偶像；但是，如果我們用精神分析對其心理進行解析時，不難發現夜行者其實從未有過偶像，不論是對撒旦還是對朋克歌手，他所謂的崇拜無非是鏡像崇拜，他真正崇拜的是自己——這是一種狂熱的自戀情結，而這種自戀對于精神病患者來說是其自尊的全部來源，他不惜以一切代價來維護這種扭曲的自尊，正如他對探監的女性粉絲所說的：

80年代正是他們的時代，也是我的時代。但時代已經終結，正像他們一樣，我也會快會被遺忘。去他的流行文化，所謂的先鋒，都將漸漸消散于記憶中。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這就會成為現實。一個真正的藝術家要歷經許多階段，他們的創作持續幾十年，而不是一年，他們不斷進步，就像畢加索，像Billy。我不想曇花一現，我想成為永恒。我必須確保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我。

但是他沒有看到的是，一個世紀以前，生活在大都市的社會學家齊美爾早已洞穿現代性的真相，他看到現代文化沖突終究會成為一場悲劇：所謂的先鋒和實驗其實正是對傳統藝術消亡的路徑復刻，文化客體與文化消費的行為仿佛蜘蛛網重重包裹個體并將其體系化；新事物越多，人們消費行為越是輕浮，與個體人格的聯系越來越淡薄，情感體驗再難以觸及內心最深處——現代社會中過度的文化刺激，現代人越來越陷入文化產品的拜物教，選擇能力與選擇欲望也變得麻木。而這些悲劇般的現代性危機通向的后果， 不是神經衰弱式的個體存在感的喪失，人被客體文化徹底包裹，無法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是堅持主體力量，拒絕任何的束縛；前者讓人成為都市的幽靈，正如被困在紅木營地的死者們，陷入徹底的虛無；后者則陷入自戀狂的陷阱，在現代文化悲劇中亦將迷失自我。夜行者永遠無法成為永恒，他所期待的和幻想的，終究會在虛無中被撕裂。 時間進入80年代的最后一年，在世紀末將至的燥郁和狂歡中，瘋癲成為終極的藝術，現代文化也注定陷入悲劇范疇。我們的主角們，無論是生者還是死者，他們將重聚于紅木營地，共同完成這場屬于這個時代的殺戮盛會。 #S09E07 《白衣女子》（The Lady In White） 第七集的劇作依然出色，Lily Rabe的表演為前六集冷峻疏離的敘事增添了截然不同的情感；本集除了在主要時間線索即紅木營地美食音樂節的籌備繼續推進之外，還插入了叮當先生兒時記憶的閃回，而Lily所飾演的白衣女子正是他的母親。從后半段我們也得知，原來，她也正是紅木營地蒙受詛咒的淵藪。

1948年，失去兒子后崩潰的母親

1948年，紅木營地的前身金色之星夏令營正式開張，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三年，整個世界仍處于巨大的悲劇和創傷之中。從叮當先生的述說中我們得知，他的父親也是死于二戰戰場的四十萬美國士兵之一，他的母親成了寡婦，為了謀生不得不來到營地打工；而同時被帶到營地的是他和他的弟弟Bobby。但是苦難再次降臨到這個不幸的家庭：由于他的疏忽，他的弟弟在游泳時被卷入船只的螺旋槳中而死，他的媽媽徹底失去了心智，并在一個夜晚殺死了營地的所有人，并也試圖殺死他，無路可退的他不得不撿起地上的到殺死了母親。從此以后，他母親的血就詛咒了這片營地，所有被殺死的人的靈魂都會被永遠困于此地。弒母，美國文化研究的典范，歷史學家孫隆基先生在其著作《美國的弒母文化》中以美國人弒母的各種意象以剖析20世紀美國的文化變遷，在書中他這樣闡述弒母與美國文化之間的關系：

如把美國人的"殺母"意識說成是他們所有人際關系的原型，實不為過。它透露出對依賴、攀附的極度否定，和對確立自主意識和自我疆界的強烈要求。這個對人我界線不明朗的恐懼癥，由"殺母"的母題演化出害怕狂慕者對己侵犯的母題。美國的故事一般都把狂慕者描寫成泯滅人我界線，想把你的"自我"侵奪過來變成他的病患者，到最后唯有把他殺掉，才能奪回自己的人生。因此，用"殺母"單個概念來概括美國這個反依附、反人情、反親和、反關懷、反思鄉、反念舊、反集體的文化，已掌握其神髓。

正如我們在上一集的分析中所寫到的現代文化悲劇，我們從叮當先生弒母的記憶中同樣能夠看到這種幾乎必然的悲劇性：不論是在弟弟生前還是死后，他始終未曾感到平等的愛，這是一種愛與被愛的斷裂感，一種未完成的俄狄浦斯情結；在失去最愛的兒子的母親試圖吞沒他最后的"自我"時，他選擇殺死了自己的母親——不論是他所做的還是他母親所做的，回應的正是美國文化的癥結： 它把能統合"個別"的嘗試都看作是對"個別"的一種宰制，唯獨各"個別"卻是唯一的真實。這種日趨病態和瘋癲的流行文化，在狂歡的時刻渾然不知自身早已受到詛咒。當然我們看到的是某種樂觀表達：在本集的最后，叮當先生將自己保護兒子的愿望和對弟弟的愛向母親傾訴，他與母親其實達成了和解，他的母親告訴他：殺死自己，才能保護你愛的人。因為，只有與那個被反依附、反人情、反關懷文化所裹脅的自我徹底決裂，才能重新找回彌散在文化虛空中的原本的"我"。

1989年，身著白衣的母親

Brooke和博士在路途中經歷一個小插曲后共同來到紅木營地，Margaret攜其工作人員也來到紅木營地進行音樂會的準備，部分樂隊明星也來到現場，但是在當晚，夜行者便屠殺了他所厭惡的整個樂隊；叮當先生在決心殺死自己后獲得新生，他將要向夜行者宣戰，而Brooke也即將回到紅木營地復仇。我們驚訝地發現，最初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除了博士的位置發生變化之外，其他角色的位置基本穩定，而兩對原本的對立關系則轉化成矛盾關系；劇集已經接近尾聲，三對主要的矛盾正式被確定：Brooke—Montana&夜行者，夜行者—叮當先生，Magaret—Brooke，誰將會是這三對矛盾碰撞中的勝出者？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認為這個“最后的女孩”正是Brooke，在歷經長達五年的牢獄生活和無盡的精神折磨后，她已經從一個無能的被欺壓的弱者變成冷血無情的殺手——她將在這場狂歡中脫穎而出，而所有的邪惡都將會臣服于她的腳下。 #S09E08 《安息》（Rest In Pieces） 本集與第五集類似屬于過渡集，主要為最后一集進行鋪墊，在第八集中，叮當先生為了保護他的孩子Bobby回到了紅木營地，試圖殺死夜行者，但是最終沒有成功。最后，他回到了母親和親弟弟的身邊。Margaret亦回到了營地籌備萬圣節音樂會，他收買了夜行者和被Brooke切掉手指的殺手，試圖殺死所有來到音樂節的音樂家們。 本集對Brooke的角色設定進行了最終的確定：在她將要殺死前來調查的記者時，Donna阻止了她，并告訴她不要讓自己為憤怒和仇恨所困。自此，Brooke的角色形象進行了兩次轉變：第一次是從軟弱者成為冷血者，第二次則從冷血者成為拯救者。 無數死在紅木營地的亡靈們，等待著復仇，等待著觸摸，亦等待著覺醒。 #S09E09 《最后的女孩》（Final Girl） 在行將離別的時刻，Montana對Bobby說：

八十年代永遠不死。

最后，《AHS:1984》是一封情書。